我记事时，祖辈除了外祖都已经不在了。记忆里祖父祖母的画像，挂在乡下老宅主卧室墙上。如今影视剧里祖先的画像、牌位都是放置在正堂的，而那时老宅的正堂墙上贴的是毛主席像，边上少不了有类似“听毛主席话，跟共产党走”对联。祖父母的画像则高悬于主卧室，抬头即见，日夜想念。这是那个年代普通人家常见的布置，想必在老百姓的意识里这是个“忠孝两全”的安排。
祖父母的模样正是老电影里的地主、地主婆模样：爷爷瘦干瘦干的像周扒皮，奶奶额头上箍着“老旦头套”像黄世仁他娘。这当然不符合他们的真实身份，爷爷实际上是共产党，而且还是地下党。抗战胜利后，新四军被国民党“遭殃军”追着“北撤”，我爷爷就和《红色的种子》里的秦怡阿姨演的华小凤一样，留在地方上坚持敌后斗争。“国军”搜捕“共匪”最凶的时候，爷爷只能在野外东躲西藏。生活极其艰苦，食宿均无着落，把爷爷的身体弄坏了，结果没能活到享受离休待遇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去世了。若按照“伤痕文学”的套路，就要算是“饿死”的了。
说二老模样像地主像地主婆，我的感觉有点先验，不过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子。最初是从老爸老妈的拌嘴里得到线索。老爸退休后好打麻将，有时态度过于积极，老妈就数落老爸：“好赌，像煞他老子”。小辈们进一步深挖，老妈进一步爆料，被掩盖的历史终于被发掘：祖父家境原本不错，爷爷年轻时便有些“玩酷（纨绔）”。邻村的财主早想对我祖产兼并重组，便对爷爷实行诱赌。这情节和样板戏《杜鹃山》里毒蛇胆算计温其久，电影《活着》里龙二算计福贵，改革开放后资改派忽悠国企职工的手法相似。等爷爷明白过来，家产已经没了，于是投身“无产阶级革命”了。革命成功，新中国成立，咱家的阶级成份顺理成章地被定为“贫农”。
我们小时候的政治氛围仍强调“根红苗正”，故对爷爷的年少荒唐，父母都嘴紧得很，“英雄不问出处”——只唱红不抹黑。改革开放后，“先前阔”不仅不丢人，而且成了一些人骚包的“无形”资产，不仅自己要“先富起来”，还得让祖宗“先阔起来”，据说如此才有“民国犯儿”释放，“还乡团员”翻身、“气死穷光蛋”的富贵气象。流风所及，至今藏有几块“袁大头”、“孙大头”（银元）的老妈便有些口敞，除了敢揭夫家老底，谈及家世，更对“上门女婿”、“贫下中农”老爸颇有些不恭。
就我童年回故乡探亲的见闻，外祖父的家境是比我祖父家的好些。那时外公一人在家，有家有院，有砖有瓦，房分两进，中有天井。老人上了年纪，不用和其他社员一样上工，只在院里养鸽子，我和外公共同生活期间，鸽子蛋没少吃，鸽子肉也尝过，比天鹅肉嫩是一定的。屋院后有一大片竹林，琅玕千个，伴水临河。品种家乡人称为“宴竹”（按图考之类如“慈竹”），比毛竹（楠竹）清秀苗条，又不像潇湘馆里的斑竹那般幽缈玲珑。外公起早砍几根竹子，扛去不远集镇上卖了，便可以拎一白条肉和烧饼、油条回来。外祖虽认字，但显然没有苏东坡段位高，将君子竹换五花肉，没有半点弃雅求俗的文化负疚感。一到春天，油焖笋、春笋炒韭菜，笋干烧肉......都是香喷喷的好菜。
外公人高马大，骨骼清奇，往自家竹林里一站，摆个“竹林七贤”模特架式、还有画竹子的“郑板桥”，正眼瞧都没问题。外公一族在村子里属大姓，但老人家只有三个女儿。人再硬挣，后代没有男丁，这在过去颇不给力。公社化以前，族人邻居来借工具家什，时有不还，老人讨要，有那不上路子的小辈就会对外公说，“这东西现在是你的，也是我们的；你没儿子，东西早晚是我们的”，这话的句法结构和毛主席对留苏学生的著名讲话（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......”)相同，只是内容和效果截然不同：毛主席的话让青年人看到希望，那邻居的话则让老年人感到绝望。于是，外公决定让念过书的二女儿找个撑门支户的“上门女婿”。我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，祖父在新政府为官，两袖清风，富裕程度自然不及外公，但是这“官家人”的头面风光，足以让外公腰粗气壮。虽然外祖富不过中农，祖父官不过七品，不过这段婚姻经高倍显微镜放大后，聊以算是“权力”和“财富”的结合，或为今天流行组合之滥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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