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人母子

    儿子去加州实习半年，工作单位是已经联系好了的，房子到了那里再租。儿子很听话，天天给母亲打电话。去了几天，生活方面该落实的都落实了。当娘当爹的都松了口气。

    当年曾有让儿子独自来海外，先上中学，然后上大学的念头，最后的结果却是举家移民。将一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寄寓到一陌生之地，在我等没有大魄力、缺乏大智慧，只图平安，“不计深远”的父母看来，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甚至是个可怕的选择。

    咱们这个小家庭凝聚力很强，体现于领导核心，甚至有“家庭至上”的倾向。太座（以下以“伊”代称）、我还有咱们的儿子，一家三口二十年来同舟共济，总是粘在一起。这种“恋栈”的做派，和如今追求事业，崇尚成功的大时空有点不搭调，甚至显得有点偏执。

    之所以如此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伊和我幼年都有与父母分离的经历。这种经历发生的越早，因为年幼，对分离之痛未必有清醒的意识自觉，但这痛苦在潜意识中打下的烙印却越深，一旦再遇到母（父）子分离的状况，就会本能地排斥。

    伊出生在北方某小城市，文革初期动乱，住地附近兵工厂打派战，真枪真炮地干上了。父母带着年幼的伊和伊仍在襁褓中的弟弟，千里奔逃，回到故乡——南方小镇的外婆家。后来武斗被制止，秩序恢复，父母要回北方继续工作。伊母亲去北方工作后，一直水土不服，身体欠佳。此时伊父亲又在“下放劳动”，两地分居，母亲独自带两个幼儿颇感吃力，就把学龄前的伊留给外婆代为照看。

    伊的外公是个富农，外婆则是这富农的小老婆（后为填房）。出身问题，在那个年代，于成年人为困扰，于伊这样的幼孩则为困惑，或有困扰也是不易感觉到的。笼统的感觉就是“父母不在身边”，“没人和我玩”，也就是倍感孤独了。在伊的记忆里，那时“最要好的”玩伴，是即大舅舅家腿有残疾的表妹，可怜人总是容易聚在一起的。

    伊说小时候父亲总说“外婆家是富裕中农”，这估计是“模糊阶级界限”，忽悠小孩子的说法。婚后伊和我回乡探亲，亲闻子孙满堂的老外婆“忆苦思甜”，说当年闹饥荒，家里小孩子多，粮食不够吃，只得用两坛子私藏的银元到村里农民家换米，一块银元换一小袋米。

    到了伊寄寓外婆家的时候，银子已经没有了，不可能过上“富裕”的生活。驼背的外公有时会戴着高帽子，被人牵着在街上走一圈。外婆在家门口摆个摊，卖点小杂货或蔬菜，伊则给外婆做伴（伊曾不无得意地说，心算能力就是陪外婆做小卖买练出来的）。印象里外婆有时显得“很小气”。小孩子到大田里拾稻穗，按理应“颗粒归公”。伊挎着盛满稻穗的小篮子往集体仓库走，路过自家门口，被外婆一把拖进门，稻穗也被截留了。有年伊回乡看外婆，一大堆表姐妹们笑谈往事，不无妒意地对伊说：外婆对你最好，给你买肉包吃，我们都没有份。外婆闻言则回斥道：她父母寄钱给我，你爹娘老子又没钱给我。伊则是一脸茫然，全然寻不出“肉包子”的记忆。

    在伊幼年记忆里，最清晰的是妈妈来外婆家接她回北方时的情景。在南方“鱼米之乡”人们的议论里，北方缺水少米没有鱼，“不是人呆的地方”。做母亲的担心伊怕苦，不愿意跟自己回去，背地里向伊展示藏在腰带里的一卷钞票，向伊保证去北方不会受苦。说起此事，伊有点伤感：“其实母亲根本不必如此，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管去哪里，只要妈妈带我去，我总是会跟她走的。”

    实际上，北方一点也不可怕。提起北方的童年生活，伊会带着一付憨憨的表情说：最快活的时候就是那阵儿，花布衣裳两个兜，一口袋生枣一口袋杏，总也吃不完似的......

（记于2011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