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军师联盟》第十七集，剧中曹操对曹植说，我想让你继位，是看中了你的仁义。这便是典型的以“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”了，或说是“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”了。古人治国自汉以后，无不以“汉家自有制度”为驱轨，即杂用“王道”和“霸术”：《汉书卷九 元帝纪》：孝元皇帝，宣帝太子也。......八岁，立为太子。壮大，柔仁好儒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大臣杨惲、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，尝侍燕从容言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宣帝作色曰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”乃叹曰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！”
以曹操去西汉未久，《汉书》自是治国者必读书，焉能不知此术此理。曹操之爱曹植，唯爱才，非特以其心地仁厚。且就当时风评，曹植风头盖过曹丕者，唯其有才：《诗品》将曹丕诗列中品，认为其诗不及曹植，原因是曹丕诗“率皆鄙直如偶语”。反观曹植则是“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。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，粲溢今古，卓尔不群”。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说：“在文学的意见上，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。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；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，不足论的。据我的意见，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。这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子建的文章做得好，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，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，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；第二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，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，遂说文章是无用了。”
曹丕口碑胜曹植者唯在“仁孝”。曹植逞才使气，“任性而行，不自彫励，饮酒不节。”放诞是不逞之徒的标配，人如其文。梁简文帝萧纲说：“立身之道与文章异；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”可算是对曹植为人为文经验教训的总结。反观曹丕：说其“仁孝”是有公论的：“魏国初建，拜尚书。时未立太子，临菑侯植有才而爱。太祖狐疑，以函令密访於外。唯琰露板答曰：‘盖闻春秋之义，立子以长，加五官将仁孝聪明，宜承正统’......。太祖贵其公亮，喟然叹息。”（《三国志 魏书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》）说曹丕会装蒜也好、善伪装也罢，至少当时的风评如此。
历史上曹操其人，于人妻熟女之外，唯好有才之人，主要有两因原因：
其一是曹操天性禀赋所致。曹操本人有才，子孙有高才者，自然视为绍祖继宗之肖子贤孙。故早先独爱天才少年曹冲。曹冲早夭，遂移爱“才高八斗”的曹植。
另外，“唯才是举”是建安时代的大势所趋。所谓乱世得才者得天下，东汉末年，汉室倾颓，众雄逐鹿，力政争权，相擒以兵，“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”，故人才难得。窥鼎之人有贼心、有贼胆、亦必有贼术，缺一不可。
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记载：曹操本人在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春发布《求贤令》，第一次提出“唯才是举”的方针：“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，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！及其得贤也，曾不出闾巷，岂幸相遇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‘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’。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”
建安十九年再发表《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》：“夫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、苏秦岂守信邪？而陈平定汉业，苏秦济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废乎！有司明思此义，则士无遗滞，官无废业矣。”
建安二十二年又发表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：“昔伊挚、傅说出于贱人，管仲，桓公贼也，皆用之以兴。萧何、曹参，县吏也，韩信、陈平负污辱之名，有见笑之耻，卒能成就王业，声著千载。吴起贪将，杀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归，然在魏，秦人不敢东向，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。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，及果勇不顾，临敌力战；若文俗之吏，高才异质，或堪为将守；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：其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。”
禅宗语录有“说取行不得的，行取说不得的”，如此赤裸裸的舍德取才且矢志不渝，历史上唯有曹操敢作敢为，言行一致，这是妇孺皆知的史实。故剧中的曹操说出如下的台词：“比才华更重要的是你的仁德，”显然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硬伤，随后立马补充：“这是为父缺乏的东西”。即使是如此自黑，仍不能自圆其说。大概是因为此剧中曹操的扮演者过去曾在电视剧《新三国》中演过刘备，此刻玄德附体了；不然，这位曹孟德显然是去韩国整容过的。
这些年，历史剧中的曹操、司马懿，直到近代的袁世凯、蒋介石，都让人耳目一新。视枭雄为英雄，是粉丝们的自由；可拿狗熊当熊猫，只能表现粉丝党的愚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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