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十五
年号重袭
年号纪元自汉武始，上自朝廷，下至里社，书契记载，无不便之，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。(按周厉王出居于彘，公卿相与和而修政，号曰共和。似此为年号之始。又刘贡父《两汉刊误》云：年号之起由汉武之元鼎始。吴仁杰云：武帝即位，大率六年一改元，亦未有年号。至五元之三年，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，不宜以一二数，乃追改一元为建元，二元为元光，三元为朔，四元为元狩，而五元尚未有名，帝意将有待也。明年宝鼎出，遂改为元鼎，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。）然历世既久，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数，稍不详考，未有不至重袭者。宋太祖号乾德，以为自古未有。后于宫中见镜，有"乾德四年"字，以问窦仪。仪奏曰："蜀少主之号(王衍）。"俭之，果镜自蜀中来，乃叹曰："宰相须用读书人！"。……此则建国立统之朝反与僣窃年号同者也。彼僣伪草窃之朝，疏漏荒略，不及详考，层见复出，固无足怪。若升平之世，载籍具在，文士盈庭，乃亦何以漫无稽考若是？尤不可解者，前明之永乐、天顺、天启皆乱贼号也。以大一统之朝，偏袭用乱贼年号，更足贻笑千古矣。……
年号纪元自汉武始，上自朝廷，下至里社，书契记载，无不便之，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。(按周厉王出居于彘，公卿相与和而修政，号曰共和。似此为年号之始。又刘贡父《两汉刊误》云：年号之起由汉武之元鼎始。吴仁杰云：武帝即位，大率六年一改元，亦未有年号。至五元之三年，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，不宜以一二数，乃追改一元为建元，二元为元光，三元为朔，四元为元狩，而五元尚未有名，帝意将有待也。明年宝鼎出，遂改为元鼎，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。）然历世既久，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数，稍不详考，未有不至重袭者。宋太祖号乾德，以为自古未有。后于宫中见镜，有"乾德四年"字，以问窦仪。仪奏曰："蜀少主之号(王衍）。"俭之，果镜自蜀中来，乃叹曰："宰相须用读书人！"。……此则建国立统之朝反与僣窃年号同者也。彼僣伪草窃之朝，疏漏荒略，不及详考，层见复出，固无足怪。若升平之世，载籍具在，文士盈庭，乃亦何以漫无稽考若是？尤不可解者，前明之永乐、天顺、天启皆乱贼号也。以大一统之朝，偏袭用乱贼年号，更足贻笑千古矣。……
年号用字
年号用字，固取吉祥，然又有当慎择者。晋元帝改元永昌，郭璞谓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。齐郁林王建元隆昌，《南史》论亦谓同此谶焉。梁侯景立萧栋，改元天正。武陵王纪僣位，亦改元天正。识者以为"于文天为二人，正为一止，言各一年而止也。"永丰侯叹曰："昔桓玄年号大亨，识者谓二月了，而玄之败实在仲春。今曰天正，在文为一止，其能久乎？"纪与栋果皆为元帝所害。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，识者曰："天保之字为一大人只十也。帝其不过十乎？"文宣果在位十年。后主纬奔邺，命安德王延宗守晋阳。延宗为众所推，即帝位，年号德昌。人以为"德昌者，得二日也。"果即位之明日，被周师所围，越宿而败，正得二日。萧琮年号广运，识者曰："运之为字，走军也。"隋炀帝改元大业，或以为"大苦来"。唐僖宗年号文明，及黄巢反，以为唐去丑口而着黄，明已当代唐，以为图谶。宋徽宗改宣和，或云一家有二日，果徽、钦同帝。钦宗改元靖康，或以为立十二月，果周岁而失国。或又谓"十二月立康王"之兆，其谶果验。明泰昌亦二日也，果是年天启继位。凡此虽皆偶然适中，未必因此遂致不祥，然亦不可不加意也。(沈作喆又谓：年号最忌与前世谥号、陵名相犯。本朝熙宁、崇宁二名，乃南朝章后、宣后之陵名也。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。则年号并当避陵名矣。亦见袁文《瓮牖闲评》。）
翰林
翰林之名，本于扬子云《长杨赋》，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，盖谓文学之林，如"词坛"、"文苑"云尔。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。其设为官署，则自唐始。然唐时翰林本内廷供奉之名，非必皆文学也。……沈括所谓工艺群官皆称翰林是也。辽、宋以来，尚仍其制。……是宋时翰林亦尚沿唐制，杂艺皆居之。其专以处文学之士，则自明始。
学士
学士之名，其来最久。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：正始中，诏议圜丘，普延学士。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。晋、宋以后，增置渐多。宋泰始六年，置总明观学士，后省总明观，于王俭宅开学士馆，以总明四部书充之。……是六朝时或省，或观，或殿，或馆，随所用各置学士。第其时所谓学士者，无定员，无定品。……盖其时所谓学士，不过如文人云尔。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，以司勋郎中杜如晦、考功郎中房玄龄、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，以本官兼学士。司勋、考功等，其官也；学士则总名也。即位后置弘文馆，悉引学士番宿更休，参帷幄，论文史，其职渐重。乾封以后，范履冰等为学士，撰拟诏敕，地益清要。然《通考》谓弘文、集贤学士分属中书、门下，则犹有所属也。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，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，已与翰林分为二。然以翰林近御清切，故犹冒翰林之名，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，其职乃专掌制诏。时以为天子私人，号称内相。至德以后，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，往往至宰相，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。至学士品级之高下，则累朝各不同。《通考》云：唐之翰林学士，只取文学之人，随其官之高卑，入院者皆为学士，廷觐之际，则各随其元官立班，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。……至宋时始定制，资浅者为直院，暂行者为权直，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。……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，学士从三品，侍读学士正四品，侍讲学士从四品，直学士正五品。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，定学士为从五品。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，亦正五品。永乐中定大学士，班在翰林学士之上。
殿阁大学士
大学士之官起于唐。《旧唐书·李通传》：中宗景龙二年，修文馆置大学士四，以李峤、宗楚客、赵彦昭、韦嗣方为之。此大学士之始也。然犹不常设。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，说曰："学士本无大称，中宗宠待大臣，始有之。臣不敢昌。"乃免。……则唐、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。明初仿元制，设中书省，左右丞相。洪武十三年，诛丞相胡惟庸后，遂罢中书省，政归六部。寻四辅官，经儒士王本等为之，不久亦罢。十五年始置华盖殿、武英殿，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。(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，检讨吴伯宗为武英，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，典籍吴沉不阁。）又置文华殿大学士(耆儒鲍恂等为之），秩皆五品。其时所谓大学士者，不过侍左右、备顾问而已，于机务无与也。然一日万几，不能无赞理。成祖不侍读解缙、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，又命侍读胡广、修撰杨荣、编修杨士奇、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，寻直广、荣、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。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。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，若迁秩例须改他官，不复能入直。(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，遂不得入。）故成祖特命吏部，凡内阁诸臣考满，勿孜他任。于是荣、士奇等虽在机要，终成祖世，不过五品官。仁宗即位，升士奇为礼侍郎，荣为太常卿，幼孜为户部侍郎，黄淮为通政使，偕仍兼殿阁大学士。宣德中，又皆进尚书。盖早居内阁，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。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，地皆清要，兼官又尊，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，而隐然钧衡之重，与百寮殊矣。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，既入后，以年劳洊升侍郎、尚书，未有既为侍郎、尚书而入阁者。宣德中，陈山、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，不久仍罢。正统、景泰中，苗衷、高穀、俞刚、江渊等以侍郎入，王文以左都御史入。弘治中丘濬以礼部尚书入(尚书入阁自濬始）。自是大学士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。(按景泰中，彭时犹以修撰入阁。天顺初，岳正以修撰入阁。）
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，盖自永乐中黄淮、胡广等入直，本皆词臣。正统中三杨已老，所汲引马愉、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。自是沿为故事，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。《明史·张至发传》：非翰林入阁者，自世宗朝许讃。后至崇祯中，至发始以外僚入。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，本翰林，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，则世宗以前亦有非 林而入阁者。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，夏言由给谏，皆擢礼部尚书入阁，则非翰林而入阁者，亦不止讃一人。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，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，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。《职官志》：嘉、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，以后则竟称内阁矣。万历中内阁缺人，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，宜与外僚参用，然卒不果(见《李三才传》）。迨崇祯 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，章疏中有"何况"二字，误以为人名，拟旨提问，经帝改驳，自是词臣为帝所轻，而阁臣不专用翰林(见《郑以伟传》）。
翰林之名，本于扬子云《长杨赋》，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，盖谓文学之林，如"词坛"、"文苑"云尔。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。其设为官署，则自唐始。然唐时翰林本内廷供奉之名，非必皆文学也。……沈括所谓工艺群官皆称翰林是也。辽、宋以来，尚仍其制。……是宋时翰林亦尚沿唐制，杂艺皆居之。其专以处文学之士，则自明始。
学士
学士之名，其来最久。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：正始中，诏议圜丘，普延学士。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。晋、宋以后，增置渐多。宋泰始六年，置总明观学士，后省总明观，于王俭宅开学士馆，以总明四部书充之。……是六朝时或省，或观，或殿，或馆，随所用各置学士。第其时所谓学士者，无定员，无定品。……盖其时所谓学士，不过如文人云尔。唐太宗为天策上将军时，以司勋郎中杜如晦、考功郎中房玄龄、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，以本官兼学士。司勋、考功等，其官也；学士则总名也。即位后置弘文馆，悉引学士番宿更休，参帷幄，论文史，其职渐重。乾封以后，范履冰等为学士，撰拟诏敕，地益清要。然《通考》谓弘文、集贤学士分属中书、门下，则犹有所属也。至开元改翰林供奉为学士，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，已与翰林分为二。然以翰林近御清切，故犹冒翰林之名，于是有翰林学士官名，其职乃专掌制诏。时以为天子私人，号称内相。至德以后，又于学士中择年深望重者一人为承旨，往往至宰相，于是学士遂为公辅之先路矣。至学士品级之高下，则累朝各不同。《通考》云：唐之翰林学士，只取文学之人，随其官之高卑，入院者皆为学士，廷觐之际，则各随其元官立班，而学士未尝有一定品秩也。……至宋时始定制，资浅者为直院，暂行者为权直，而真为翰林学士者职独显矣。……明洪武初定翰林院承旨正三品，学士从三品，侍读学士正四品，侍讲学士从四品，直学士正五品。十四年革承旨及直学士，定学士为从五品。十五年设殿阁大学士，亦正五品。永乐中定大学士，班在翰林学士之上。
殿阁大学士
大学士之官起于唐。《旧唐书·李通传》：中宗景龙二年，修文馆置大学士四，以李峤、宗楚客、赵彦昭、韦嗣方为之。此大学士之始也。然犹不常设。明皇欲以张说为大学士，说曰："学士本无大称，中宗宠待大臣，始有之。臣不敢昌。"乃免。……则唐、宋宰相原带大学士也。明初仿元制，设中书省，左右丞相。洪武十三年，诛丞相胡惟庸后，遂罢中书省，政归六部。寻四辅官，经儒士王本等为之，不久亦罢。十五年始置华盖殿、武英殿，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。(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，检讨吴伯宗为武英，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，典籍吴沉不阁。）又置文华殿大学士(耆儒鲍恂等为之），秩皆五品。其时所谓大学士者，不过侍左右、备顾问而已，于机务无与也。然一日万几，不能无赞理。成祖不侍读解缙、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，又命侍读胡广、修撰杨荣、编修杨士奇、检讨金幼孜及胡俨同入直，寻直广、荣、幼孜俱文渊阁大学士。机务之属大学士始此。然是时大学士仍不过五品，若迁秩例须改他官，不复能入直。(胡俨直文渊阁后迁国子祭酒，遂不得入。）故成祖特命吏部，凡内阁诸臣考满，勿孜他任。于是荣、士奇等虽在机要，终成祖世，不过五品官。仁宗即位，升士奇为礼侍郎，荣为太常卿，幼孜为户部侍郎，黄淮为通政使，偕仍兼殿阁大学士。宣德中，又皆进尚书。盖早居内阁，而官必以尚书为尊也。其后又加公衔领尚书之职，地皆清要，兼官又尊，于是大学士亦遂忘其原品本卑，而隐然钧衡之重，与百寮殊矣。然此犹皆从翰林入内阁，既入后，以年劳洊升侍郎、尚书，未有既为侍郎、尚书而入阁者。宣德中，陈山、张瑾皆以尚书兼大学士，不久仍罢。正统、景泰中，苗衷、高穀、俞刚、江渊等以侍郎入，王文以左都御史入。弘治中丘濬以礼部尚书入(尚书入阁自濬始）。自是大学士遂为侍郎尚书迁价矣。(按景泰中，彭时犹以修撰入阁。天顺初，岳正以修撰入阁。）
又前明大学士皆翰林出身，盖自永乐中黄淮、胡广等入直，本皆词臣。正统中三杨已老，所汲引马愉、曹鼎等亦皆由翰林入。自是沿为故事，入阁未有不由翰林者。《明史·张至发传》：非翰林入阁者，自世宗朝许讃。后至崇祯中，至发始以外僚入。今按李贤由进士授吏部主事，本翰林，英宗时兼翰林学士入阁，则世宗以前亦有非 林而入阁者。即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，夏言由给谏，皆擢礼部尚书入阁，则非翰林而入阁者，亦不止讃一人。第此数人系偶然破例，其余仍未有不由翰林者，故相沿以阁为翰林故物。《职官志》：嘉、隆以前文移犹称翰林院，以后则竟称内阁矣。万历中内阁缺人，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，宜与外僚参用，然卒不果(见《李三才传》）。迨崇祯 皇帝因郑伟不娴票拟，章疏中有"何况"二字，误以为人名，拟旨提问，经帝改驳，自是词臣为帝所轻，而阁臣不专用翰林(见《郑以伟传》）。
阁老
阁老本中书人之称，今俗以称大学士，非也。《唐书·杨绾传》：绾为中书舍人，故事，舍人年久者为阁老，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，绾悉均给之。杜诗"生理只凭黄阁老"，亦指严武，非谓宰相也。查初白诗自注：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，诏册制诰皆属焉，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，初不以内阁名。每日与阁臣会食，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，多挨次入阁，故例称阁老。苏州有阁老坊，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。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，亦得称阁老矣。
侍郎、郎中、员外
郎中本秦官。《国策》荆轲刺秦王时，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。《史记》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。又《国策》朱英谓春申君曰："君以臣为郎中，可以杀李园。"则楚亦有是官，盖执兵侍卫者。侍郎之官，至汉始有。汉《百官志》：侍郎、郎中，无定员，多至千人。侍郎比六百石，郎中比四百石是也。员外郎，隋开皇中始置，诸部皆有之，部或四五人，盖以佐郎中之繁。至员外之名，唐时最滥，不必皆尚书官属也。其始起于宦寺，而渐及于选部。……肃宗乾元二年诏曰：州县见任员外官，并任其所适，可用者，上州不得过五人，中州四人，下州三人，县不得过一人。是州县亦有员外矣。罗希奭贬为海康员外尉，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，来瑱贬播州尉员外置，则小吏亦有员外矣。所以唐、宋以来，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。
授官表让
古人授官，例有让表。刘寔谓本唐、虞、禹让稷、契、皋陶之遗意。《文心雕龙》曰：昔晋文受册，三辞从命。是以汉末让表，以三为断。曹操著令，表不必三让，又勿得浮华，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。……《世说》：王述转尚书令，事行便拜。其子文度曰："故应让。"述曰："汝谓我不堪耶？"文度曰："何为不堪，但克让自是美事。"述曰："既云堪，何为复让？"《宋书·王华传》：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，得官即拜，以此为常。《北史·郭祚传》：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，既而悔之，谓祚曰："朕昨误授人一官。"祚曰："岂容圣诏一行，而有差异。"帝沉吟曰："此自应有让表，因其让，朕欲别授一官。"须臾，彪有启曰："伯石辞卿，子产所恶，臣欲之已久，不敢辞让。"帝叹谓祚曰："卿之忠谏，李彪正辞，使朕不能自决。"遂不换李彪官。又孝文爱冯诞，除官日，亲为作三让表，将拜，又为作谢表。《邢邵传》：有一贵人，初授官享客，邵与袁翻俱在座。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，主人乃命邵作之，翻甚不悦。可见昔人每授官，必作让表，固是难进易退之意。然沿习日久，虚伪成风，浸寻及于唐、宋，益袭为故事。在上者既授之以官，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；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，特借一辞以鸣高。观唐、宋诸人集中，内外制词，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，上下相接以伪，徒费笔墨，甚可笑也。本朝之制，凡三品以上迁官者，但有谢折，无伪为辞让之事，于以见朝廷尊严，风气敦实，迥轶前代万万矣。
换官不换印
古时每授一官，必铸一印，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。……其尤明白可据者，《南史》：孔琳之议曰："官莫大于帝王，爵莫尊于公侯。而传国之宝，历代递用，袭封之印，奕世相承。贵在承旧，无取改作。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，至于群官，每迁悉改。讨寻其义，实所未喻。若谓官各异姓，与传袭不同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。若或因有诛夷之臣，避其凶秽，则汉用秦宝，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。而终岁刻铸，丧工消实，金融铜炭之费，不可胜言。请众官即用一印，无须改作。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，然后铸。"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。后世换官不换印，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？
假守
秦、汉时，官吏摄事者皆曰假，盖言借也。《史记》：秦王政十六年，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。又项羽杀宋义，诸将因共立羽，为假上将军。陈涉以吴叔为假王，监诸将击秦。景驹自立为楚假王。尉佗以法诛秦吏，以其党为假守。韩信破齐，请为假王镇之。《西域传》：遣骑假司马为斥堠，属校尉。王莽摄位，称假皇帝。《后汉书》：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。凡此皆言摄也，非真假之假也。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。……
卷二十七阁老本中书人之称，今俗以称大学士，非也。《唐书·杨绾传》：绾为中书舍人，故事，舍人年久者为阁老，其公廨杂料皆取五之四，绾悉均给之。杜诗"生理只凭黄阁老"，亦指严武，非谓宰相也。查初白诗自注：旧传文渊阁为翰林内署，诏册制诰皆属焉，凡宣召文移止称翰林院，初不以内阁名。每日与阁臣会食，轮学士一人专掌诰敕，多挨次入阁，故例称阁老。苏州有阁老坊，乃吴匏庵为学士时所建。则翰林之在文渊掌诰敕者，亦得称阁老矣。
侍郎、郎中、员外
郎中本秦官。《国策》荆轲刺秦王时，诸郎中执兵者皆在殿下。《史记》秦赵高为郎中令用事是也。又《国策》朱英谓春申君曰："君以臣为郎中，可以杀李园。"则楚亦有是官，盖执兵侍卫者。侍郎之官，至汉始有。汉《百官志》：侍郎、郎中，无定员，多至千人。侍郎比六百石，郎中比四百石是也。员外郎，隋开皇中始置，诸部皆有之，部或四五人，盖以佐郎中之繁。至员外之名，唐时最滥，不必皆尚书官属也。其始起于宦寺，而渐及于选部。……肃宗乾元二年诏曰：州县见任员外官，并任其所适，可用者，上州不得过五人，中州四人，下州三人，县不得过一人。是州县亦有员外矣。罗希奭贬为海康员外尉，姚绍之授南陵令员外置，来瑱贬播州尉员外置，则小吏亦有员外矣。所以唐、宋以来，员外之称几遍民间也。
授官表让
古人授官，例有让表。刘寔谓本唐、虞、禹让稷、契、皋陶之遗意。《文心雕龙》曰：昔晋文受册，三辞从命。是以汉末让表，以三为断。曹操著令，表不必三让，又勿得浮华，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。……《世说》：王述转尚书令，事行便拜。其子文度曰："故应让。"述曰："汝谓我不堪耶？"文度曰："何为不堪，但克让自是美事。"述曰："既云堪，何为复让？"《宋书·王华传》：宋世惟华与刘湛不为饰让，得官即拜，以此为常。《北史·郭祚传》：魏孝文以李彪为散骑常侍，既而悔之，谓祚曰："朕昨误授人一官。"祚曰："岂容圣诏一行，而有差异。"帝沉吟曰："此自应有让表，因其让，朕欲别授一官。"须臾，彪有启曰："伯石辞卿，子产所恶，臣欲之已久，不敢辞让。"帝叹谓祚曰："卿之忠谏，李彪正辞，使朕不能自决。"遂不换李彪官。又孝文爱冯诞，除官日，亲为作三让表，将拜，又为作谢表。《邢邵传》：有一贵人，初授官享客，邵与袁翻俱在座。翻意主人托已为让表，主人乃命邵作之，翻甚不悦。可见昔人每授官，必作让表，固是难进易退之意。然沿习日久，虚伪成风，浸寻及于唐、宋，益袭为故事。在上者既授之以官，必不因其让而收回成命；在下者亦明知其辞不允，特借一辞以鸣高。观唐、宋诸人集中，内外制词，多有批答不允及断来章不允之诏，上下相接以伪，徒费笔墨，甚可笑也。本朝之制，凡三品以上迁官者，但有谢折，无伪为辞让之事，于以见朝廷尊严，风气敦实，迥轶前代万万矣。
换官不换印
古时每授一官，必铸一印，非如后世之官换而印不换也。……其尤明白可据者，《南史》：孔琳之议曰："官莫大于帝王，爵莫尊于公侯。而传国之宝，历代递用，袭封之印，奕世相承。贵在承旧，无取改作。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，至于群官，每迁悉改。讨寻其义，实所未喻。若谓官各异姓，与传袭不同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。若或因有诛夷之臣，避其凶秽，则汉用秦宝，未闻因子婴被戮而弃不用也。而终岁刻铸，丧工消实，金融铜炭之费，不可胜言。请众官即用一印，无须改作。若新置官及官多印少，然后铸。"益可见古人官印之制。后世换官不换印，其即本于琳之之议欤？
假守
秦、汉时，官吏摄事者皆曰假，盖言借也。《史记》：秦王政十六年，发卒受地于韩南阳假守腾。又项羽杀宋义，诸将因共立羽，为假上将军。陈涉以吴叔为假王，监诸将击秦。景驹自立为楚假王。尉佗以法诛秦吏，以其党为假守。韩信破齐，请为假王镇之。《西域传》：遣骑假司马为斥堠，属校尉。王莽摄位，称假皇帝。《后汉书》：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。凡此皆言摄也，非真假之假也。其官吏试职者则曰守。……
按月分俸
《南史·阮长之传》：宋以前郡邑官田禄，以芒种为断。芒种前去官者，则一年禄悉归后人。至元嘉末，始改此科，计月分禄。是按月分俸，自宋元嘉末始也。然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准例替人，五月五日以前到者，得职田米。高利自濠州改楚州，欲以米让前人，乃到处淹泊，候过数日始到。士论称之。则唐制又不按月也。或此职田米又是亻奉外所得，另有一例耳。
京官月费
京官俸银之外，别有月费一种，起于前明。明初，诸司皂隶主驺从，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。因杨士奇言，亦京禄薄，改名曰柴薪银。天顺以来，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数，每岁银解户部。在京诸司则皆出自畿内及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州县，南京诸司则皆出自南畿。此月费所由来也(见傅维麟《明书·杨士奇传》）。按宣德时，顾佐为都御史，有奸吏诬奏佐受隶金，私遣归。上密以语杨士奇，士奇曰："中朝官俸薄，仆马薪刍皆资之隶。遣隶归，隶得归耕，官得资费，朝官皆然。盖自永乐中至今，先帝固已知之，以故增朝官俸。"(《顾佐传》）
预借俸钱
选人出京，必借京债，其利最重，到任即须子母偿还，最为陋弊。令甲：凡谒选官得缺后，预借养廉，以免丐贷，所以恤下养廉，法至善也。按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：会昌二年二月，中书奏：选官多京债，到任填还，致其贪求，罔不由此。今请令得官者，许连状相保，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，至支时折下。所冀初到官任，不带息债，衣食稍足，可责清廉。"从之。又宋元祐中，孙觉奏云："臣备员吏部，见每一阙出，争者至一二十人，虽烟瘴地亦不辞。尝访其故，以授远阙例得先借料钱，远者三月得四十余千故也。"则此制唐、宋亦有之。
致仕官给俸
致仕官给俸之例，起于汉平帝诏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，三分其禄，以一与之终身。……
《南史·阮长之传》：宋以前郡邑官田禄，以芒种为断。芒种前去官者，则一年禄悉归后人。至元嘉末，始改此科，计月分禄。是按月分俸，自宋元嘉末始也。然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准例替人，五月五日以前到者，得职田米。高利自濠州改楚州，欲以米让前人，乃到处淹泊，候过数日始到。士论称之。则唐制又不按月也。或此职田米又是亻奉外所得，另有一例耳。
京官月费
京官俸银之外，别有月费一种，起于前明。明初，诸司皂隶主驺从，宣德间始有纳银免役者。因杨士奇言，亦京禄薄，改名曰柴薪银。天顺以来，始以官品崇卑定立名数，每岁银解户部。在京诸司则皆出自畿内及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州县，南京诸司则皆出自南畿。此月费所由来也(见傅维麟《明书·杨士奇传》）。按宣德时，顾佐为都御史，有奸吏诬奏佐受隶金，私遣归。上密以语杨士奇，士奇曰："中朝官俸薄，仆马薪刍皆资之隶。遣隶归，隶得归耕，官得资费，朝官皆然。盖自永乐中至今，先帝固已知之，以故增朝官俸。"(《顾佐传》）
预借俸钱
选人出京，必借京债，其利最重，到任即须子母偿还，最为陋弊。令甲：凡谒选官得缺后，预借养廉，以免丐贷，所以恤下养廉，法至善也。按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：会昌二年二月，中书奏：选官多京债，到任填还，致其贪求，罔不由此。今请令得官者，许连状相保，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，至支时折下。所冀初到官任，不带息债，衣食稍足，可责清廉。"从之。又宋元祐中，孙觉奏云："臣备员吏部，见每一阙出，争者至一二十人，虽烟瘴地亦不辞。尝访其故，以授远阙例得先借料钱，远者三月得四十余千故也。"则此制唐、宋亦有之。
致仕官给俸
致仕官给俸之例，起于汉平帝诏天下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，三分其禄，以一与之终身。……
诰敕
本朝之制，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，皆有撰定文字，各按其品级填写。虽有大势力者，欲增损一字不能，所以杜浮伪之风也。按《宋史·孙洙传》：百官迁叙，用一定之词。洙建言："群臣进秩，事理各殊，而同用一词。或一门之内，数人拜恩，而格以一律，殊为苟简。"诏自今封赠荫补，每大礼一易，他皆随等撰定。是宋制所谓大礼一易者，盖亦有一定诰词。至明则否。《涌幢小品》云：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巧，大失丝纶之体。高拱、张居正虽皆有禁，终不能改。惟勋戚武弁，勒为定式，篇篇一律。即王府至重，然亲王而下，圹志亦有定式，未免太泥。"倘有应叙功迹，从何记载乎？则前明之有定式者，惟勋戚武弁，而文臣皆随时撰作，毋怪乎谀词满纸也。(《明史·许士柔传》：故事，赠官诰，属诰敕房中书职掌。崇祯初，追恤被魏奄所害诸忠臣，则翰林能文者亦为之。后中书以为侵官。崇祯三年，仍令诰敕中书为之。）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，皆有定式，而碑文、祭文，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，于禁绝谀伪之中，仍不没人之实，可谓尽善矣。
封赠
洪景卢云：封赠先世，自晋、宋以来有之，迨唐始备。然唐世赠典惟一品乃及其祖，余官只赠父耳。长庆后稍变通，权德舆罢相，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节度使，表纳检校吏部尚书，请回赠其祖倕。诏不许纳宫，而赠倕为尚书礼部郎中。此后世貤赠之始也。《白乐天集》亦有户部尚书杨于陵赠其祖为吏部郎中，祖母崔为郡夫人制词。然德舆身为检校吏部尚书，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，于陵为户部尚书，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，则亦不能以子孙之官全赠其祖也。《宋史》：李虚己当南郊恩封，请以罢妻封以授祖母。寇瑊少孤，鞠于祖母王氏，及登朝，乞以妻封回授。赵概逢郊，恩当任子进阶，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。诏皆许之，后遂为例。此则宋时可以己官全赠其先，较唐制又稍优矣。元许有壬言："今制封赠祖父母，降于父母一等。"则元时封赠先世亦尚有差别。本朝令甲：一二品封三代，三品以下封二代，六品以下封一代，皆全用其本身官秩，并许以本身封典回赠其祖，则例封一代者，实亦得封二代。圣朝锡类之仁，超出前世万万矣。又前代回赠之例，有推及本生祖父者。……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鞠于其嫂，乞以本身诰封回赠，特蒙俞允。旷荡之恩，无微不逮，更有非臣下意计所敢及者矣。
贴黄
今刑部本及督抚题刑名本，例有贴黄，以篇幅繁多，节其略别为一幅，贴于本后，所以便观览也。王敬哉《冬夜笺记》谓，明崇祯中，辅臣李国〈木普〉奏仿古人撮黄之法，以定比式，遂沿至今。(顾宁人亦谓，崇祯元年三月，令上疏者自撮疏中大要，不过百字，附疏尾。）按唐本有贴黄之制，乃诏敕所用。叶石林云：唐降敕皆黄纸，有所更改，亦以黄纸贴之，谓之贴黄。宋奏札皆白纸，而意有未尽，另以黄纸贴于后，亦谓之贴黄。是宋之贴黄，已与唐之贴黄异。然宋制贴黄乃奏札所不能尽者，另开条件，书以黄纸，附于正文之后。如司马温公、苏东坡诸集皆有之，或一疏后至十数条。今贴黄则但摘取奏中紧要语贴于后。是宋贴黄主乎详，今贴黄主乎简，今之贴黄又与宋之贴黄异。且今奏疏用白纸，贴黄亦用白纸。按江邻几《杂志》云：审刑奏案，贴黄上更加撮白。王阮亭谓不知撮白为何语。抑知今之贴黄，正宋之撮白耳。
仕宦避本籍
《汉书》：严助，会稽吴人，既贵，上问助居乡时为友婿富人所辱。助曰"愿为会稽太守"。乃拜助为会稽守。又朱买臣，会稽郡吴人，后出为会稽守。韩安国，梁成安人，为梁内史。《后汉书》：景丹，栎阳人，光武以其功封为栎阳侯，谓"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故以封卿。"是汉时尚无回避之例。杜佑《通典》谓汉时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，三辅则兼用他郡人，而必特奏。可见汉时掾属官更无用本郡者。《蔡邕传》：朝议以州县相党，人情比周，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，于是又有三互法，禁忌转密。邕乃上疏，极言其弊。然则回避本籍以及亲族相回避之例，盖起于后汉之季也。然魏、晋以来，亦有不拘此者。……回避之例，至明始严。……本朝督抚大吏，亦往往有此。盖常调官例须回避，所以杜瞻徇之弊。至于亲信大臣，原可不拘成例，是固立贤无方之意也。其常调官仍有亲老改补近省之例，既不碍于临下，又可便于养亲，可谓通乎人事，斟酌至当矣。
亲族回避
亲族回避，起于后汉，已见《蔡邕传》。……
本朝之制，凡内外文武官所得诰命，皆有撰定文字，各按其品级填写。虽有大势力者，欲增损一字不能，所以杜浮伪之风也。按《宋史·孙洙传》：百官迁叙，用一定之词。洙建言："群臣进秩，事理各殊，而同用一词。或一门之内，数人拜恩，而格以一律，殊为苟简。"诏自今封赠荫补，每大礼一易，他皆随等撰定。是宋制所谓大礼一易者，盖亦有一定诰词。至明则否。《涌幢小品》云：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巧，大失丝纶之体。高拱、张居正虽皆有禁，终不能改。惟勋戚武弁，勒为定式，篇篇一律。即王府至重，然亲王而下，圹志亦有定式，未免太泥。"倘有应叙功迹，从何记载乎？则前明之有定式者，惟勋戚武弁，而文臣皆随时撰作，毋怪乎谀词满纸也。(《明史·许士柔传》：故事，赠官诰，属诰敕房中书职掌。崇祯初，追恤被魏奄所害诸忠臣，则翰林能文者亦为之。后中书以为侵官。崇祯三年，仍令诰敕中书为之。）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，皆有定式，而碑文、祭文，临时令翰林诸臣撰拟，于禁绝谀伪之中，仍不没人之实，可谓尽善矣。
封赠
洪景卢云：封赠先世，自晋、宋以来有之，迨唐始备。然唐世赠典惟一品乃及其祖，余官只赠父耳。长庆后稍变通，权德舆罢相，为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节度使，表纳检校吏部尚书，请回赠其祖倕。诏不许纳宫，而赠倕为尚书礼部郎中。此后世貤赠之始也。《白乐天集》亦有户部尚书杨于陵赠其祖为吏部郎中，祖母崔为郡夫人制词。然德舆身为检校吏部尚书，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，于陵为户部尚书，而赠其祖不过礼部郎中，则亦不能以子孙之官全赠其祖也。《宋史》：李虚己当南郊恩封，请以罢妻封以授祖母。寇瑊少孤，鞠于祖母王氏，及登朝，乞以妻封回授。赵概逢郊，恩当任子进阶，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。诏皆许之，后遂为例。此则宋时可以己官全赠其先，较唐制又稍优矣。元许有壬言："今制封赠祖父母，降于父母一等。"则元时封赠先世亦尚有差别。本朝令甲：一二品封三代，三品以下封二代，六品以下封一代，皆全用其本身官秩，并许以本身封典回赠其祖，则例封一代者，实亦得封二代。圣朝锡类之仁，超出前世万万矣。又前代回赠之例，有推及本生祖父者。……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鞠于其嫂，乞以本身诰封回赠，特蒙俞允。旷荡之恩，无微不逮，更有非臣下意计所敢及者矣。
贴黄
今刑部本及督抚题刑名本，例有贴黄，以篇幅繁多，节其略别为一幅，贴于本后，所以便观览也。王敬哉《冬夜笺记》谓，明崇祯中，辅臣李国〈木普〉奏仿古人撮黄之法，以定比式，遂沿至今。(顾宁人亦谓，崇祯元年三月，令上疏者自撮疏中大要，不过百字，附疏尾。）按唐本有贴黄之制，乃诏敕所用。叶石林云：唐降敕皆黄纸，有所更改，亦以黄纸贴之，谓之贴黄。宋奏札皆白纸，而意有未尽，另以黄纸贴于后，亦谓之贴黄。是宋之贴黄，已与唐之贴黄异。然宋制贴黄乃奏札所不能尽者，另开条件，书以黄纸，附于正文之后。如司马温公、苏东坡诸集皆有之，或一疏后至十数条。今贴黄则但摘取奏中紧要语贴于后。是宋贴黄主乎详，今贴黄主乎简，今之贴黄又与宋之贴黄异。且今奏疏用白纸，贴黄亦用白纸。按江邻几《杂志》云：审刑奏案，贴黄上更加撮白。王阮亭谓不知撮白为何语。抑知今之贴黄，正宋之撮白耳。
仕宦避本籍
《汉书》：严助，会稽吴人，既贵，上问助居乡时为友婿富人所辱。助曰"愿为会稽太守"。乃拜助为会稽守。又朱买臣，会稽郡吴人，后出为会稽守。韩安国，梁成安人，为梁内史。《后汉书》：景丹，栎阳人，光武以其功封为栎阳侯，谓"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故以封卿。"是汉时尚无回避之例。杜佑《通典》谓汉时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，三辅则兼用他郡人，而必特奏。可见汉时掾属官更无用本郡者。《蔡邕传》：朝议以州县相党，人情比周，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，于是又有三互法，禁忌转密。邕乃上疏，极言其弊。然则回避本籍以及亲族相回避之例，盖起于后汉之季也。然魏、晋以来，亦有不拘此者。……回避之例，至明始严。……本朝督抚大吏，亦往往有此。盖常调官例须回避，所以杜瞻徇之弊。至于亲信大臣，原可不拘成例，是固立贤无方之意也。其常调官仍有亲老改补近省之例，既不碍于临下，又可便于养亲，可谓通乎人事，斟酌至当矣。
亲族回避
亲族回避，起于后汉，已见《蔡邕传》。……
起复
俗以满服后补官为起复，此甚非也。《霏雪录》云：起复者，丧制未终而夺情起视事，……
按：《宋史》向子湮坐言者降三官，起复知潭州。则凡降官而复职者，亦皆谓之起复，又不专指停丧授职者。
未葬亲不许入仕
古时又有亲未葬不得入仕之例。《晋书·载记》：常炜言："魏、晋之制，祖父未葬者，不听服官。"按郑默、华廙二传，其时虽不行三年丧，然未有不葬而仕者。……又《道山清话》：孙莘老入相，不及一年而罢，坐父死不葬故也。后莘老作《家庙记》自辨，刘器之为其集序，可见宋时此禁甚严。
一产三男有赏
令甲：一产三男者，督抚具本达部，照例给赏。此本古制也。……
旌门法式
《五代史·李自伦传》：户部奏："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，其听事步栏，前列屏树乌头，正门〔原缺"门"字〕阀阈一丈二尺，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桷，筑双阙一丈，在乌头之南，三丈七尺，夹树槐柳十有五步。今李自伦旌表请如之。"敕曰："此故事也，今式无之。其量地之宜，高其外门，门安绰楔，左右建台，高一丈二尺，广狭方正称焉。圬以白而赤其四角，使不孝不悌者可以悛心而易行焉。"然则旌门之式，旧最繁重，至五代始改从简易，第安绰楔于门而已。《宋史·孝义传》：旌郭义家，于其所居前安绰楔，左右建土台，高一丈二尺，下广上狭，饰以白，间以赤。盖亦沿五代之制，皆官为建造也。今制：应旌表者，官给银三十两，听其家自建其坊。制或设于门，或别建他所，或四柱，或二柱，其上亦有用乌头者，盖合唐、宋、五代之制而参用之。
国忌日不决囚
国忌日不决囚，唐以来已有此制。按《旧唐书》太和五年御史奏：均王傅王堪男，国忌日于私第科决罚人。特降诏：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，至于科罚人吏，本无明文。但缘其日不合厘务，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，其小小笞责。固无所妨。今后有此类，台府更不要举奏，此事亦见《家斋随笔》。是唐时国忌日，百官以体务故不决断刑狱，已沿为故事矣。元微之诗云："缚遣推囚名御史，狼籍囚徒满田地。明日不推缘国忌。"又《唐书·裴宽传》：礼部言忌日享庙请用乐，宽奏："庙尊忌卑则作乐，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。"遂定为制。后世忌日不举乐，盖本此。
孕妇缓刑
《北史》：崔浩定律令：妇人当刑而有孕者，许产后百日乃决。后世孕妇缓刑始此。《魏书》：北海王元愉以谋逆诛，将并诛其孕妾李氏。崔光奏曰："李今怀妊，例待分产，乞停李狱以俟孕育。"帝从之。此浩定律后事也。然汉《刑法志》：景帝诏："孕而未乳当鞠系者，皆颂系之。(颂，容也。容之，不桎梏也。亦见《刑法志》。）又《王莽传》：莽子宇以血洒莽门，发觉，饮药死。宇妻怀子系狱，须产子乃杀。干宝《晋书》：毋邱俭起兵被诛，其孙女适刘氏，以孕系廷尉。则孕妇迟刑，本汉、魏之制，岂元魏时此律已废，至浩而又著为令欤？
听重囚妻孥入狱
令甲：长系之囚，许妻孥入视。其无子者，并许其妻入宿。按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：安丘男子毋邱长有醉客辱其母，长杀之。既就狱，祐谓曰："赦汝非义，刑汝不忍。汝有妻子乎？"对曰："有妻无子。"祐乃令其妻同宿狱中，妻遂怀孕。长临刑，告母曰："妻若生子，当名之曰吴生也。"《晋书·曹摅传》：有张兑为父报仇，有妻无子，县令乔智明愍之，令兑妻入狱，后遇赦得免。《北史》：后周时，裴政为司宪，用法宽平。囚徒犯极刑者，许其妻子入狱就之。至冬将行决，皆曰："裴大夫致死于我，死无所恨。"此皆听重囚妻孥入狱之故事也。特其时尚未有定制，故长吏法外行仁。后世著为成例，其即昉此欤？
笞臀
汉《刑法志》：文帝除肉刑，以笞代劓刖。后以笞数多，反多死，景帝乃递减笞数。又诏定箠令："笞者，箠长五尺，用竹，其本大一寸，未薄半寸，皆平其节。当笞者笞臀，毋得更人，毕一罪乃更人。"自是笞者得全。丘濬谓："笞所用之材，所制之度，所行之人，所施之处，皆定于此。"《唐书》：宇文审以夏楚无小大之制，始创杖架，以高庳度杖长短。此又后世头号、二号之始也。《知新录》：夹棍起于宋理宗时，以木索并用，夹两股，名曰夹帮。又竖坚木，交辫两股，令狱卒跳跃于上，谓之超棍。拶见于《庄子》罪人交臀历指，注谓即今背剪拶指也。拶音赞，入声。韩昌黎诗："崩胜相排拶。"今俗读作斩音。
滴血
验尸有滴血之法，其来已久。按《南史》：孙法宗以父被孙恩戕于海澨，乃沿海寻求。闻世间论是至亲，以血沥骨，当悉凝浸，乃操刀，见枯骸则刻肉灌血，如此十馀年，臂胫无完皮。梁豫章王综母吴淑媛，本齐东昏妃，武帝纳之，七月生综。综自疑为东昏子，闻俗云以生者血滴死者骨渗入，即为父子，乃私发东昏墓，出其尸，沥血试之。既有征矣，又自杀其次男，沥血试之。然则滴血之法，其起于六朝欤？《唐书》：王少元求父尸于野，不可识。或告曰："以子血渍而渗者，父尸也。"少元果得父尸。
税契
市易田宅，既立文券，必投验官府，输纳税钱，给以印凭，谓之税契。此起于东晋时。按《隋志》：晋自过江，凡货卖奴婢、牛马、田宅，有文券者，率钱一万，输作四百入官，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；无文券者，随物所堪，亦百分收四，名为散估。历代遂因之不废。然其制卖者出钱多，买者出钱少，殊非平允。其后定制，但令买者出钱，不知始于何时。按洪景卢以"民间投税皆买者独输，故为数多者，率隐减价直，赊立岁月，因此转滋告讦。乞蠲其半，使民皆乐输"，下户部议格。然则买者出钱，南宋时已如此也。
戒石铭
郡县厅事之南有亭，书"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"十六字，谓之《戒石铭》。《留青日札》谓是黄庭坚所书。《续通鉴纲目》亦载：宋绍兴二年，以黄庭坚所书《戒石铭》颁于州县刻石。然其实非起于绍兴，乃宋太宗书之颁于天下也。(《宋史·本纪》：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，班外官戒谕辞，盖即此。）而太宗则又本蜀孟昶之文而节之。景焕《野人闲话》载孟昶全文："朕念赤子，旰食宵衣。言之令长，抚养惠绥。政存三异，道在七系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规。宽猛得所，风俗所移。无令侵削，无使疮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赋与是切，军国是资。朕之赏罚，固不逾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为民父母，莫不仁慈。勉为尔戒，体朕深思。"共二十四句。洪容斋谓昶词虽多，转不免挂一漏百，经太宗删节，弥觉简括不遗。然则此铭太宗时已颁行，后山谷曾书之，至绍兴中，复以山谷所书颁行耳。《客中闲集》亦记戒石本于孟昶，而宋太宗删之。而欧阳公《集古录》谓戒石起于唐明皇，特不见其词耳。则又在孟昶之前矣。然欧阳谓明皇之词已不可见，亦疏于考据。明皇有《赐诸州刺史题座右》诗云："眷言思共理，鉴梦想维良。猗欤此推择，声绩著周行。贤能既俟进，黎献实伫康。视人当如子，爱人亦如伤。讲学试诵论，阡陌劝耕桑。虚誉不可饰，清知不可忘。求名迹易见，安贞德自彰。讼狱必以情，教民贵有常。恤茕且存抚，老弱复绥强。勉哉各祗命，知予眷万方。"此即其戒石词也。按《商书》制官刑，儆于有位。则戒誓之辞，其来最古。《文心雕龙》云：汉扬雄有卿、尹、州、牧箴二十五篇，崔骃、胡广又补缀为《百官箴》。《北史》：何妥为《龙州刺史箴》，勒于州门外(亦见《隋书》）。此又戒石之所昉也。《七修类稿》又记浙中各官厅，别有四句云："天有昭鉴，国有明法。尔畏尔谨，以中刑罚。"此不知起于何人。(《瓮牖闲评》记有人于《戒石铭》每句下各添一句，云："尔俸尔禄只是不足，民膏民脂转吃转肥。下民易虐来的便著，上天难欺他又怎知。"）
清慎勤匾
各衙署讼堂多书"清慎勤"三字匾额，此本之《世说注》。李秉《家诫》曰：昔尝侍坐于先帝时，有三长史俱见，临辞出，上曰："为官长当清，当慎，当勤。修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？"并受诏。上曰："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"或对曰："清为本。"上顾吾，吾对曰："清、慎之道，相须而成，必不得已，慎乃为大。"上曰："卿言得之矣。"此"清慎勤"三字所本也(亦见《三国志·李通传》注）。
履历
按《魏书·源子恭传》：时有亡人许周，伪称梁黄门侍郎。子恭疑之，表云："据其履历清华，则家累应不轻。今来归化，何其孤迥？"履历二字始见此。……是履历二字，至宋时始为官场成语。
民壮
今州县官衙前给使者，有民壮，饩于官而供役，其名则起于前明。……
官府乘轿
轿本起于南俗，山行非舟车可通，故有此器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引《夏书》曰：禹山行即桥。桥即轿也。《汉书》：淮南王安《谏武帝伐越书》曰：舆轿而逾岭。臣瓒曰：今竹舆车也。江表作竹舆以行云。是轿之为器，三代时已有之，然皆在南方，且以竹为之，如今兜子之类也。其在北方则有辇。《诗》云：我任我辇。《说文》：辇，挽车也，从车从〈夫夫〉(音们）。〈夫夫〉在车前引之，则如今之手挽车也。手挽车其下有轮，非如后世之肩舆也。然《左传》栾盈将为乱，范宣子使二妇人辇以如公宫。南宫万自宋奔陈，以乘车辇其母，一日而至。则古时惟妇人始得乘辇，其非妇人，则虽天子亦皆乘车，故周穆王犹用八骏。《吕氏春秋》：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。此或秦制有用辇者，尚非肩舆也。……是六朝时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士大夫，皆乘牛车。所谓短辕犊车、长柄麈尾，亦一时风尚使然也。然其时南朝亦间有乘肩舆者。……盖轿本南俗，浸寻而及于王公士大夫，或私用之，尚未著为定令耳。唐都长安，承北朝之制，百官皆乘马。……然则宰相及大臣乘肩舆，盖自唐初有特恩赐者，其后自相沿仿，渐以成习，沿至五代，遂为常制也。宋初百官亦乘马，王旦有控马卒，年满辞去。公问以控马几年，曰："五年。"公曰："吾不省有汝。"既去，又呼问曰："汝乃某人乎？"盖逐日控马，但见其背，未见其面，至是因其去而见其背，方省也。刘贡父初入馆，乘一骒马。或规之，刘欲以青布作小襜系之尾后，曰："吾俸入俭薄，因就廉值取此马以代步，不意诸君督过之深，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。"王荆公在金陵，尝乘驴。或有进肩舆者，公怒曰："奈何以人代畜！"是可见北宋时有百官乘马之制。《建炎朝野记》云：东都旧制，耆德大臣或宗室尊行者，特恩许乘肩舆。高宗至磁州，宗泽以所乘轿进，黑漆紫褥，上却之。以旧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舆，所以避至尊。高宗是时未即位，故却不御也。(按宗泽有所乘轿，岂是时外任官已有乘轿之制欤？）建炎元年，上驻跸维扬，以砖滑，许乘轿。《桯史》谓唐宰相皆乘马，五代始用担子。本朝惟文潞公年高，以太师平章军国，司马温公以病不能乘骑，乃许乘担子。《云麓漫抄》亦云：故事，百官入朝并乘马。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，以雪滑，暂许乘车轿，不得入宫门，候路通，仍依常制。高宗南渡后方乘轿，遂相沿不改。是近代乘轿，实始于宋南渡也。……盖南方本少马，且砖石甃地，不便乘骑，而又无朝廷明禁，遂不觉日趋于安逸耳。朱国祯云：明初三品以上乘轿，四品以下乘马，在外自大使以下皆乘马，武官勋戚亦如之。惟年老公侯及拜三公者赐轿，然后得乘。嘉、隆以来，南京无大小皆乘舆，惟有两人四人之分。而北京亦用肩舆出入，即兵马指挥亦然。在外惟典史乘马，恐不久亦当变矣。……王新城《池北偶谈》云：今江宁、开封各官皆用暧轿施帷，余省各官不施帷，盖犹有古褰帷之意云。
卷二十八
《礼记》有秀士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河南守吴公闻谊秀才，召置门下。秀才之名始见于此。公孙弘奏：博士弟子内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是皆谓才之秀者，非竟以为士子之专称也。晋世始有秀才之举。永宁初，王接举秀才，报友人书曰："非荣此行，实欲极陈所言，冀有觉悟耳。"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。元帝时，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，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，听其讲习，诏许之。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。后魏令中正掌选举，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者，表叙之。北齐令中书策秀才，滥劣者有罚墨汁之例。南朝亦重此科，王融、任昉俱有策秀才文载《文选》，可考也。至隋时，秀才之举益重。《杜正玄传》：开皇中，海内举秀才杜正元一人。杨素曰："周、孔更生，尚不得为秀才，刺史何妄举如此！"素意欲试黜之，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、班固《燕然山铭》、张载《剑阁铭》、《白鹦鹉赋》，令至未时俱就。正玄果如期并了。素大惊曰："诚好秀才！"后其弟正藏、正伦亦举秀才。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，而杜氏一门三秀才，此其极盛也(亦见《唐书·杜正伦传》）。唐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，开元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。主司以其科废久，不欲奖拔，多黜落之，其科遂废。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唐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，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，为秀才者殆绝，而多趋明经进士。然唐时凡举子皆称秀才，见李肇《国史补》。又韩昌黎有《河南府秀才》诗。其时秀才之科久停，而犹有是称，可见凡乡贡怀牒就试于州县而觅举者，皆称秀才也。《容斋随笔》谓：秀才名目，魏、晋以后为贡举科目之最，而今俗以为相轻之称。则宋时凡应举者固无不称秀才矣。元虞集为文宗草诏，谓顺帝非明宗子。顺帝登极，欲杀之，脱脱在旁曰："彼有文名，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。"乃舍之。洪武中选国子生才高者，命博极群书，以备大用，帝呼之曰"老秀才"。可见元、明以来，秀才为读书者之通称。今俗犹以府县学生员为秀才，盖亦沿旧称也。府县学生员之制，始于明太祖。欲令人才一出于学校，于是府设教授，州设学正，县设教谕，各副以训导。其生员之数，府四十，州、县递减其十；月廪人六斗。其后命增广员数不拘额。宣德中，又定增广之额，于是初设廪食者谓之廪膳生员，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。正统中，因杨缵奏疏，又请于额外增取，附于诸生之后，谓之附学生员。
监生
汉时天下之士皆聚于太学，盖太学设五经博士，专门名家，学有本原，故士之向学者皆赴之。业成者授为郎及文学掌故。此由太学叙用者也。其他郡国所举孝廉、有道，及辟署掾史、功曹，大抵亦太学之人居多。是以东汉之末，游学者至三万馀人。《唐书·儒学传》：太宗广学舍千三百区，四方秀艾云集，蛮夷亦遣子弟就学，凡八千馀人。其后士之试于礼部者，先两监而后乡贡。京兆所录两监十名以上，小宗伯多倚以为选，登进士第者无虑十之七八。语见《文献通考》。宋制：太学有积分之法，分上舍、中舍、下舍，以递为升黜，亦多至数千人。而成均试太学生，并别有状元之目。《癸辛杂识》：解褐舍法：下等上舍先免解，后免省，待三年后到殿，中等上舍径到殿，或特旨径行解褐。其释褐恩数优者谓之状元。择日于崇化堂鸣鼓，集众诸生两廊序坐，状元襕袱立同舍班，俟揖讫，诣堂上香案前，望阙谢恩是也。明承宋制，令天下择诸生学行优者，送国子监就学，以育其才。或举人会试不第，亦听入监。(如贾三俊、练钢、姚显皆以乡试举人入国学，杨守阯以乡试第一入国学，杨继盛举乡试，卒业国学。皆见本传）。而洪武中，监生并有奉使采访民事、平理讼狱，甚或即授布、按两司者。(洪武二十六年，择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。明年，又遣监生分行天下，督吏民修水利。）其纳粟入监之例，自景泰中始。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云：近日民生纳粟一途，人颇轻之。然罗圭峰以七试不录入赀北雍，中解元、会元。盖既有此途可以就试，则人才亦即出其中，固未可一概论也。
举人
汉时取士，无考试之法，皆令郡国守相荐举，故谓之举人。后汉章帝建初元年诏曰："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。"举人之名始见于此。今世俗别称举欲会人曰孝廉，以孝廉本郡国所举也。然汉时举人名目甚多，如贤良、方正、文学、有道、直言极谏、茂材异等、明阴阳、明兵法、能治狱、有行义之类，皆郡国所举，而孝廉特其一途耳。今专以此为举人之称，盖孝廉乃每岁所常举，其他则随时诏举故也。和帝十三年制：郡国口十万以上，岁举孝廉一人；不满十万，二岁举一人；五万以上，三岁举一人。此可见汉时举孝廉之常制。又汉成帝诏：北边二十二郡，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。平帝又诏：举武勇有节、明兵法者，郡各一人。此又后世武举之始也。唐、宋举人则又与前代异。前代举孝廉等即为入仕之途，唐、宋惟重进士一科，所谓举人者，不过由此可应进士试耳，故又谓之举进士。其时士之试于礼部者，在内由京兆府考试录送，李肇《国史外》所谓京兆府考而升之，谓之等第是也；在外由各府申送，谓之乡贡，则不复考试，《国史补》谓之拔解是也。至宋则外府解送，亦须先试。东坡在杭州有《监试呈诸试官》诗及《催试官考校》诗是也。(按韩昌黎《宴河南秀才》诗云：乃选二十县，试官得鸿生。则唐时解送，亦须先试，盖中叶以后之制。）举人试礼部不中，仍须再应乡举。《宋史》：刘章四魁乡举。又元遗山《送靖达卿》诗序谓：先生曾以乡试两魁郑州。许瑗在至正中，两以《易经》举于乡，皆第一，会试辄不利。是宋、金、元举人皆如唐制，但可由此试进士，而不能入仕。今乡试已中者为举人，即会试不第，亦不必再应乡举，而并可依科就选。此乃前明之制。盖唐、宋举人谓之举进士，并无另设举人之科。前明则乡试中式者为举人，会试中式者为进士，遂与进士分甲、乙科，而举人并可入仕，是以举人另成一名目也。(今会试中式者，礼部放榜，但云会试中式举人，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、出身、同出身、始谓之进士。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，尚但是中式举人，不得称进士，盖犹沿唐、宋遗制。）
进士
进士之名，见于《王制》，秦、汉以来，未有此名目也。至隋炀帝始设此科，唐因之。其初虽有诸科，然大要以明经、进士二科为重，其后又专重进士。此后世进士所始也。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，帖一大经。经、策全通为甲第。策通四，帖过四以上为乙第。永隆二年，以刘思立言"进士唯诵旧策，皆无实材"，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，通文律者然后试策。此进士试诗、赋之始。开元二十五年诏：进士以声韵为学，多味古今，自今加试大经十帖。建中二年，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，又以箴、论、表、赞代诗、赋。太和八年，仍复诗、赋。此唐一代进士试艺之大略也。然唐制有与后世不同者。后世三岁一会试，唐则每岁皆试。后世放进士多至三、四百人，少亦百馀人，唐则每岁放进士不过三、四十人。见《通考》所载《登科记》。宋初犹每岁一试，仁宗至和二年始定令间岁一科举，英宗二年又定令三岁一科，此后世三年一乡、会之始也。(《封氏闻见记》：唐时风尚，最重进士，制举虽高，犹在进士之下。御史张瑰兄弟八人，其七人皆登进士，一人制科出身，每亲故宴集，兄弟连榻，犹令制科者别坐，谓之杂色，以为笑乐。其时习俗如此。）南宋又有类省试，盖因兵兴路远，举子难赴，即就本路权省试，如绍兴二年，川陕宣抚使类试陕西发解进士，得周谟等十三人，以便宜赐进士出身。绍兴五年，又诏川陕类试进士，合格，第一人依殿试第三人例推恩，余并赐同进士出身。度宗在谅闇，命宰执类试，阮登炳以下依例赐出身。则类试并行之于朝廷，此又因理宗之丧而权为之制也。
状元、榜眼、探花
世称进士廷试第一甲三人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按状元之名，唐已有之。自武 后初试贡士于殿前，别其等第，门下例有奏状，其居首者因曰状头，亦曰状元。《通鉴》：唐僖宗谓优人曰："朕若应击球进士举，须为状头。"《酉阳杂俎》：李固言擢状元，诗赋有"芙蓉人镜"之目。又郑谷《登第》诗："好是五更残酒醒，耳边闻唤状元声。"此唐时称状元之故事也。榜眼、探花之名，《明史·选举志》云：制所定也。似谓此三种名目，系明太祖所定。然元人欧阳圭斋，记泰定丁卯状元至国学谢师，榜眼刘思诚，探花郎徐容，亦拜于侧。又高则诚《琵琶记》亦已有榜眼、探花之名。则元、明以来，固有是称。又按《宋史·陈思让传》：思让之孙若拙，素无文，中第二名。当时以第二名为榜眼，遂以若拙为瞎榜。则榜眼之名起于北宋无疑。然魏道辅《诗话》：宋人宗时，朱严以第三人及第，附舟赴任，王禹偁送诗曰："赁舟东下历阳湖，榜眼科名释褐初。"则北宋时第三人亦呼为榜眼。盖眼必有二，故第二第三人皆谓之榜眼。其后以第三人为探花，遂专以第二人为榜眼耳。探花之称，唐时曲江宴本以榜中最年少者为之。《秦中记》：探花宴，以少俊二人为探花，使遍游名园。若他人先得名花，则二人被罚。宋初犹然。《翰苑名谈》：西方琥登第，年最少，告状元郑毅夫乞作探花郎。毅夫云："已差二人。"琥曰："此无定员，添一人何害？"是宋初尚未以第三人为探花。《挥麈录》：宋宗谔之子昭遘，十八岁登第。昭遘子果卿，果卿子士廉，三世皆以是年为探花郎。是亦谓三世登第皆十八岁，故俱以年少为探花郎，而非必三世皆第三名及第也。戴埴《鼠璞》云：本朝故事：吴旦榜冯拯为探花，太宗赐诗曰："二三千客里成事，七十四人中少年。"《蔡宽夫诗话》亦但言期集所择少年为探花，而今独以称鼎魁，不知何义。戴埴系宋末人，而其说如此，则宋南渡后固以第三人为探花矣。按宋时一甲不止三人(洪容斋《随笔》记：真宗三年，一甲陈尧咨以下六人授将作丞，四十二人授评事，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节度推官及军事判官，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。又梅圣俞《喜谢师厚及第》诗，自注：一甲二十八人，君名在二十三。又《夷坚志》：淳化三年，大廷唱名，时宫中适生皇子，上喜，顾谓侍臣曰："第一甲可多放几名。"遂以次传胪，上意亦忘之，至三百名方悟，遽曰："止！"是岁孙何为状头，而一甲有三百二人），而三人为最重。苏老泉云：今进士三人之中，释褐之日，天下望为卿相，不十年，未有不两制者。苏子瞻《送章子厚序》亦云：仁宗朝十三榜，数其上之三人，凡三十有九人，其不至于上卿者九人而已。则是时一甲虽不止三人，而以三人为贵益可知。周密《唱名记》：第一名承事郎，第二、三名文林郎。第一甲赐进士及第，二甲同进士及第，三、四甲赐进士出身，五甲同进士出身。其制与今微有不同。然一甲三人即授承事、文林之阶，近代一甲三人先授职之制所由昉也。(按《宋史·吕蒙正传》：中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，秩九品。是宋初状元授职尚不过九品官。）《宋史》：蔡齐举进士第一，仪状俊伟，真宗特命金吾给七驺传呼以宠之。此又后世状元列仗游街之制所由昉也。《金宣宗纪》：诏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，第二人以下及经义进士第一人并儒林郎，第二甲以下征仕郎，同进士出身从事郎，经童将仕郎。则经制视宋较优。《元史》：张起岩延祐乙卯进士第一，除同知登州事，特旨改集贤院修撰。至治元年，宋本廷试第一，亦即授修撰。此又近代状元授修撰之始也。(按：练子宁，洪武十年一甲第二名，授修撰。其后胡广、王艮、李贵三人皆一甲，亦皆授修撰。则明初修撰不止授状元一人。又天顺中，检讨邢让以修实录进修撰，成化中杨廷和亦以检讨进修撰，则修撰本翰林中官名，非专为状元授也。）《续通鉴》注云：第一名从六品，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正七品，三甲正八品。此又近代状元从六品之始也。又元时一甲者皆赐及第，顺帝癸酉稍变其制，赐一甲三人及第，余赐出身、同出身。此又后以三人为及第，二甲为出身，三甲为同出身之始也。(《元史·宋本传》：本充读卷官，增第一甲为三人。岂元时廷试一甲止一人，至本而增至三人耶？传恐误。）元人宋褧有《登第》诗五首，内《赐章服》一首，自注云：自泰定元年甲子科，始赐幞头花、带靴银、木简，皆具简上，仍刻御赐字，金填之。《明史·吴伯宗传》：洪武四年，伯宗廷试第一。时开科之始，帝得伯宗甚喜，特赐冠带袍笏。此又近代状元赐冠服、进士赐袍缎之始出。《涌幢小品》：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试，上亲擢任亨泰第一，命题名于石建坊以宠之。此又近代状元等建坊之始也。《明史·曹鼐传》：新进士赐宴礼部，由宣德八年始。此又近代赐宴礼部之始也。(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：宋时新进士赐宴赐诗，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。分甲第及赐同出身，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。赐袍笏，自祥符中姚晔榜始。唱名，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。弥封誊录，始于景德、祥符之间。）
棘闱
贡院四围重墙皆插棘，所以杜传递出入之弊，古制则非为此也。《五代史·和凝传》：是时进士多浮薄，喜为喧哗，以动主司。主司每放榜，则围之以棘，闭省门。凝如贡举，撤棘开门，而士皆肃然无哗，所取称为得人。然则设棘乃放榜时以防士子喧噪耳。
试期
沈作喆《寓简》：宋初发解进士，率以秋季引试，无定期，故诸子多占邻近户籍，至有三数试者，冀于多试之中，必有一得。绍兴中乃定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，十五日引试。《夷坚志》：春试向例在正月。淳熙十四年庚戌以首春雪寒，恐远方来者愆期，特展半月。此宋时秋试在八月，春试在二月之源流也。元仁宗因李孟言，亦定以八月乡试。二月会试(其期乡试八月二十日头场，二十三日、二十六日为二场、三场；会试二月初一日为头场，初三日、初五日为二、三场），明因之(八月初九日头场，十二日二场，十五日三场；二月会试日期亦同）。万历戊戌，御史乔璧星以举子重裘而进，便于怀挟，请改期于三月，用单夹衣，则弊可清。李九我驳之。张幼于亦有《会试移期议》一篇，谓国初定鼎金陵，在南北之中，故定期二月会试。后都北京，远三千里，宜移在三月(俱见《涌幢汪品》）。然终明之世，未尝改移也。至本朝始改三月，远方士子既免匆遽，而天暖无呵冻之苦，衣单无怀挟之弊，最为善政。至殿试之期，元时在三月初七日，明初在三月一日；谢恩在初六日，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，后遂为例。然二月会试，而三月朔即殿试，则礼闱中阅文为日无几，岂不太促？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，传胪在五月朔日。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，奉旨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试，二十五日传胪。
卷二十九
科举分南北
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明初，礼闱取士，不分南北。洪武丁丑，考官刘三吾、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，廷试陈安阝第一。帝疑所取之偏，命张信等十二人复阅，安阝亦与焉。帝悉诛信蹈及信、安阝等，戍三吾于边，亲自阅卷，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，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，皆北士也。然讫乐永东间，未尝分地。洪熙元年，始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，南十六，北十四。宣德、正统间，又分南、北、中卷，此科场分南、北、中卷之始也。(《七修类稿》谓：仁宗时，杨士奇奏分南、北卷，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。议上，宫车晏驾。至宣宗始行之。傅维麟《明书》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、北士，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。杨士奇乃请将试卷例缄姓名，处书南、北二字。南十六，北十四，则似出于宣宗之谕，而非仁宗时事。）
科场给烛
袁文《瓮牖闲评》谓：唐时科场不许见烛，五代窦贞固以昼短举子不能尽所长，乃请夜试，许用三条烛。故韦贻永诗："三条烛尽钟初动，九转丹成鼎未开。"此五代故事也。然晚唐时有"更报第三条烛尽，文昌风景画难成"之句，则唐时已有给烛之例。
十八房
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，谓之十八房。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，但不载房数。今之十八房，盖沿前明制。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初制会试同考八人，其三人用翰林，五人用教职。景泰中俱用翰林、部曹。正德中用十七人，翰林十一，科、部各三。万历十一年，以《易》卷多，减《书》之一以增于《易》。十四年，《书》卷复多，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，此十八房之始也。四十四年，又因余懋学奏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增一房，遂有二十房。(顾宁人云：天启乙丑，《易经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《书》三房《春》、《礼》各一房，为十五房。崇祯戊辰，复为二十房。辛未，《易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为十八房。癸未复为二十房。）本朝酌定中制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五房，《书》四房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二房，共十八房，相沿已久。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，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，特旨不复分经，但以一二为次，仍用十八人。此不唯可以防弊，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，限之以房，则卷少者甚闲，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。余分校壬午乡闱，签掣《诗》五房，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，而《诗经》独至五千卷，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。不得已，分八百余卷入《春》、《礼》四房助校。然《诗经》犹各阅八百余卷，其视《易》、《书》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，闲剧大不侔也。今不分经，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，可从容校阅，不至苟简矣。
读卷官
廷试进士，例点大臣为读卷官。今对策进呈后，皆上亲阅，不烦大臣读也。古时则实于御前跪读。《宋史》王沔最善读，仁宗每试举人，经沔读者，多在高选。举子纳卷，必曰"得王楚望读之，幸也！"吕陶对策，力言新法不便，王安石读未半，神色颇沮。神宗觉之，乃命冯京竟读。胡安国廷试，策以推明大学、渐复三代为主，宰臣以其无诋元祐语欲置下等。哲宗命再读，擢第三。《王应麟传》：廷试进士，上欲以第七卷为第一卷。应麟读之，曰："是卷古谊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士贺！"遂置第一，乃文天祥也。《金史·李晏传》：世宗御后阁，召晏读进士所对策。又《尧山堂外纪》：罗伦既中，会试于礼部，颁卷时，乞增纸以毕所欲陈，礼部许之，伦遂成三十幅。李文达进读跪久，至不能起，上命中使掖之，罗成大魁。是古来读卷，皆在御前跪读，今但拟别高下，将前列十卷进呈，候上亲定，无所谓读卷之事矣。阮亭《池北偶谈》谓：今制内阁九卿读卷，候旨命读则读，不命则否。是本朝令甲亦无不读之明文，故仍曰读卷官，而不曰阅卷也。特以圣学高深，一览了如，毋烦大臣捧读耳。
按古人奏事，皆在御前跪读，不特读卷也。……
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明初，礼闱取士，不分南北。洪武丁丑，考官刘三吾、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，廷试陈安阝第一。帝疑所取之偏，命张信等十二人复阅，安阝亦与焉。帝悉诛信蹈及信、安阝等，戍三吾于边，亲自阅卷，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，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，皆北士也。然讫乐永东间，未尝分地。洪熙元年，始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，南十六，北十四。宣德、正统间，又分南、北、中卷，此科场分南、北、中卷之始也。(《七修类稿》谓：仁宗时，杨士奇奏分南、北卷，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。议上，宫车晏驾。至宣宗始行之。傅维麟《明书》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、北士，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。杨士奇乃请将试卷例缄姓名，处书南、北二字。南十六，北十四，则似出于宣宗之谕，而非仁宗时事。）
科场给烛
袁文《瓮牖闲评》谓：唐时科场不许见烛，五代窦贞固以昼短举子不能尽所长，乃请夜试，许用三条烛。故韦贻永诗："三条烛尽钟初动，九转丹成鼎未开。"此五代故事也。然晚唐时有"更报第三条烛尽，文昌风景画难成"之句，则唐时已有给烛之例。
十八房
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，谓之十八房。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，但不载房数。今之十八房，盖沿前明制。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初制会试同考八人，其三人用翰林，五人用教职。景泰中俱用翰林、部曹。正德中用十七人，翰林十一，科、部各三。万历十一年，以《易》卷多，减《书》之一以增于《易》。十四年，《书》卷复多，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，此十八房之始也。四十四年，又因余懋学奏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增一房，遂有二十房。(顾宁人云：天启乙丑，《易经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《书》三房《春》、《礼》各一房，为十五房。崇祯戊辰，复为二十房。辛未，《易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为十八房。癸未复为二十房。）本朝酌定中制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五房，《书》四房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二房，共十八房，相沿已久。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，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，特旨不复分经，但以一二为次，仍用十八人。此不唯可以防弊，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，限之以房，则卷少者甚闲，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。余分校壬午乡闱，签掣《诗》五房，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，而《诗经》独至五千卷，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。不得已，分八百余卷入《春》、《礼》四房助校。然《诗经》犹各阅八百余卷，其视《易》、《书》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，闲剧大不侔也。今不分经，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，可从容校阅，不至苟简矣。
读卷官
廷试进士，例点大臣为读卷官。今对策进呈后，皆上亲阅，不烦大臣读也。古时则实于御前跪读。《宋史》王沔最善读，仁宗每试举人，经沔读者，多在高选。举子纳卷，必曰"得王楚望读之，幸也！"吕陶对策，力言新法不便，王安石读未半，神色颇沮。神宗觉之，乃命冯京竟读。胡安国廷试，策以推明大学、渐复三代为主，宰臣以其无诋元祐语欲置下等。哲宗命再读，擢第三。《王应麟传》：廷试进士，上欲以第七卷为第一卷。应麟读之，曰："是卷古谊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士贺！"遂置第一，乃文天祥也。《金史·李晏传》：世宗御后阁，召晏读进士所对策。又《尧山堂外纪》：罗伦既中，会试于礼部，颁卷时，乞增纸以毕所欲陈，礼部许之，伦遂成三十幅。李文达进读跪久，至不能起，上命中使掖之，罗成大魁。是古来读卷，皆在御前跪读，今但拟别高下，将前列十卷进呈，候上亲定，无所谓读卷之事矣。阮亭《池北偶谈》谓：今制内阁九卿读卷，候旨命读则读，不命则否。是本朝令甲亦无不读之明文，故仍曰读卷官，而不曰阅卷也。特以圣学高深，一览了如，毋烦大臣捧读耳。
按古人奏事，皆在御前跪读，不特读卷也。……
题名录
一榜进士出，翰林衙门例刻《题名录》，此盖本唐时进士《登科记》之例也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，解褐多拜清紧。轻薄者语曰："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，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。"好事者因纪其姓名，自神龙以来，讫于兹日，名曰《进士登科记》，所以昭示前良、发起后进也。张弹落第，两手捧《登科记》，以为千佛名经。又元、明以来进士例刻碑于国子监，尽列一榜姓名，此亦仿唐慈恩题名之例。《嘉话录》：题名起于进士张莒偶游慈恩寺，题名雁塔下，后登科者遂为故事，乃书之于板，宋时进士题名则刻石于相国、兴国两寺，见《文昌杂录》。其刻石于国子监，则自元仁宗时始。
座主见门生礼
门生之礼，汉与六朝各别，说见"门生"条内。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，则自唐始。
一榜进士出，翰林衙门例刻《题名录》，此盖本唐时进士《登科记》之例也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，解褐多拜清紧。轻薄者语曰："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，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。"好事者因纪其姓名，自神龙以来，讫于兹日，名曰《进士登科记》，所以昭示前良、发起后进也。张弹落第，两手捧《登科记》，以为千佛名经。又元、明以来进士例刻碑于国子监，尽列一榜姓名，此亦仿唐慈恩题名之例。《嘉话录》：题名起于进士张莒偶游慈恩寺，题名雁塔下，后登科者遂为故事，乃书之于板，宋时进士题名则刻石于相国、兴国两寺，见《文昌杂录》。其刻石于国子监，则自元仁宗时始。
座主见门生礼
门生之礼，汉与六朝各别，说见"门生"条内。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，则自唐始。
同年
同年之称起于唐。按《唐书·许孟容传》：京兆尹元义方劾宰相李绛与孟季(孟容弟）同举进士，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宫。帝以问绛，绛曰："进士、明经，岁大抵百人，吏部得官，岁至千人。私谓同年，本非亲与旧也。"然则是时吏部同岁选官者亦号同年。《通鉴》：令孤楚与皇甫镈同年进士，故镈引楚为相。后宪宗崩，穆宗欲诛镈，楚与宰相萧俛皆镈同年进士，力救之，乃贬崖州司户。是李绛虽曰"同年非亲与旧"，而其时同年之分谊己亲。按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。陈寿《魏志》云：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，故临阵时与遂交语移时。同岁即同年也，则是时同岁举孝廉者已有分谊，此又后世同年之风之所始也。近世又有序先后同年者。《文昌杂录》太子太师张升，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，至熙宁九年丙辰薨，先一年为乙卯，及见登科新进士。此先后同年之所由昉也。余庚午乡举，宛平黄叔琳开府，系前庚午举人，曾为先后同年之会，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，真为盛事。
填榜
今科场拆卷填榜，先从第六名起，盖是古制。……
关节
关节二字，起于唐，然不尽指科场言也。《杜阳杂编》：元载嬖其妾薛瑶瑛，瑶瑛之父曰宗本，兄曰从义，母曰赵娟。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广购贿赂，号为关节。是凡营私信息皆号关节矣。(宋包拯知开封府，京师语曰："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"亦不专指科场。）……
关节二字，起于唐，然不尽指科场言也。《杜阳杂编》：元载嬖其妾薛瑶瑛，瑶瑛之父曰宗本，兄曰从义，母曰赵娟。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广购贿赂，号为关节。是凡营私信息皆号关节矣。(宋包拯知开封府，京师语曰："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"亦不专指科场。）……
及第诗
《池北偶谈》引苏子美《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》诗云："拔身泥滓底，飘迹云霄上。气和朝言甘，梦好夕魂王〔旺〕。轩眉失旧敛，举意有新况。爽如秋后鹰，荣若凯旋将。"谓一第而津津如此，宜其早废不达也。按此事古人甚多，《竹坡诗话》谓孟郊下第诗"弃置复弃置，情如刀剑伤。"及登第，则云"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"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，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。阮亭之说，亦同此意。又唐章孝标《及第后寄淮南李绅》诗曰："及第全胜十政官，金汤镀了出长安。马头渐入扬州郭，为报时人洗眼看。"宋张虞登第，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："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。"有人续云："君看姚奕并梁固，不得朝官未可知。"后果如其言。陆放翁《家世旧闻》：张中中第四名，喜甚，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："如何得乡里知去？"后为象山县官，以事罢，流落终身。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。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。黄常明《诗话》记白香山及第诗："得意减别恨，半酣轻远程。翩翩马蹄疾，春日归乡情。"《宋史·吕大忠传》：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，时自称状元。大忠曰："状元者，及第未除官之名。既为判官，不可更称。"又《六一诗话》载吕文穆未第时，薄游一县，县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。或言吕工诗，宜少加礼。胡问其警句，客举其一首，末句云，"挑尽寒灯梦不成。"旦曰："乃一渴睡汉耳！"吕闻之甚恨。明年首中甲科，使人寄声曰："渴睡汉状元及第矣！"《夷坚志》：董体仁累举不第，过临江郡守彭子从，其乡人也，视其刺字曰："老榜官耳。"次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，佥书镇南军判官，归次临江。彭遣人迎，董书其纸尾曰："黄纸初开墨未干，君恩重许拜金銮。故乡知己来相迓，便是从前老榜官。"彭甚惭悔。《独醒志》则以为体仁寄家人之作，非寄彭守也。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，马后为大监卿，董后亦为相，则此事固不可概论也。第进身之始，辄沾沾得意，则器小不言可知。王沂公状元及第，郡帅令倡乐迎于郊，公乃易服，由他门入谒守。守惊曰："已遣人奉迎矣！"王曰："不才偶忝科第，敢烦郡守父老致迓，是重其过也！"守叹息卜其远大。明罗洪先作状元，外舅曾太仆曰："喜吾婿干此大事。"罗面发赤曰："大夫事业更有许大在。此等三年一人，奚足大事也？"是日犹袖米借何、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。观此则二公所志之远大可知矣。
甲榜乙榜
今世谓进士为甲榜，以其曾经殿试，列名于一、二、三甲也。举人谓之一榜，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，遂以一为乙，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，乙科二十人，丙科四十人。杜氏《通典》：进士有甲、乙二科，武德以来，第进士惟乙科。《旧唐书》：玄宗亲试，敕曰："近无甲科，朕将存其上第。"《杨绾传》：玄宗试举人，登甲科者三人，绾为之首。其乙科凡三十馀人。是甲、乙科俱谓进士也。宋时进士三甲之外，又有四甲、五甲。绍兴十八年，赐王佐以下及第、出身、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，第一甲十人，二甲十九人，三甲三十七人，四甲一百二十二人，五甲一百四十二人。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。宝祐四年，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，一甲二十一人，二甲四十人，谢枋得为首，陆秀夫第二十七，三甲七十三人，四甲二百四十八人，五甲二百十三人。
《池北偶谈》引苏子美《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》诗云："拔身泥滓底，飘迹云霄上。气和朝言甘，梦好夕魂王〔旺〕。轩眉失旧敛，举意有新况。爽如秋后鹰，荣若凯旋将。"谓一第而津津如此，宜其早废不达也。按此事古人甚多，《竹坡诗话》谓孟郊下第诗"弃置复弃置，情如刀剑伤。"及登第，则云"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"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，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。阮亭之说，亦同此意。又唐章孝标《及第后寄淮南李绅》诗曰："及第全胜十政官，金汤镀了出长安。马头渐入扬州郭，为报时人洗眼看。"宋张虞登第，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："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。"有人续云："君看姚奕并梁固，不得朝官未可知。"后果如其言。陆放翁《家世旧闻》：张中中第四名，喜甚，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："如何得乡里知去？"后为象山县官，以事罢，流落终身。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。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。黄常明《诗话》记白香山及第诗："得意减别恨，半酣轻远程。翩翩马蹄疾，春日归乡情。"《宋史·吕大忠传》：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，时自称状元。大忠曰："状元者，及第未除官之名。既为判官，不可更称。"又《六一诗话》载吕文穆未第时，薄游一县，县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。或言吕工诗，宜少加礼。胡问其警句，客举其一首，末句云，"挑尽寒灯梦不成。"旦曰："乃一渴睡汉耳！"吕闻之甚恨。明年首中甲科，使人寄声曰："渴睡汉状元及第矣！"《夷坚志》：董体仁累举不第，过临江郡守彭子从，其乡人也，视其刺字曰："老榜官耳。"次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，佥书镇南军判官，归次临江。彭遣人迎，董书其纸尾曰："黄纸初开墨未干，君恩重许拜金銮。故乡知己来相迓，便是从前老榜官。"彭甚惭悔。《独醒志》则以为体仁寄家人之作，非寄彭守也。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，马后为大监卿，董后亦为相，则此事固不可概论也。第进身之始，辄沾沾得意，则器小不言可知。王沂公状元及第，郡帅令倡乐迎于郊，公乃易服，由他门入谒守。守惊曰："已遣人奉迎矣！"王曰："不才偶忝科第，敢烦郡守父老致迓，是重其过也！"守叹息卜其远大。明罗洪先作状元，外舅曾太仆曰："喜吾婿干此大事。"罗面发赤曰："大夫事业更有许大在。此等三年一人，奚足大事也？"是日犹袖米借何、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。观此则二公所志之远大可知矣。
甲榜乙榜
今世谓进士为甲榜，以其曾经殿试，列名于一、二、三甲也。举人谓之一榜，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，遂以一为乙，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，乙科二十人，丙科四十人。杜氏《通典》：进士有甲、乙二科，武德以来，第进士惟乙科。《旧唐书》：玄宗亲试，敕曰："近无甲科，朕将存其上第。"《杨绾传》：玄宗试举人，登甲科者三人，绾为之首。其乙科凡三十馀人。是甲、乙科俱谓进士也。宋时进士三甲之外，又有四甲、五甲。绍兴十八年，赐王佐以下及第、出身、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，第一甲十人，二甲十九人，三甲三十七人，四甲一百二十二人，五甲一百四十二人。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。宝祐四年，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，一甲二十一人，二甲四十人，谢枋得为首，陆秀夫第二十七，三甲七十三人，四甲二百四十八人，五甲二百十三人。
数目用多笔字
陆容《菽园杂记》：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阡、陌等字，相传始于尚书开济，因钱谷之数用本字，则奸人易窜改故耳。然宋边实《昆山志》已有之。洪容斋亦谓九之与久，十之与拾，百之与柏亦然。可见多笔字宋已用之。且不特此也，古书一之与壹，二之与贰，三之与叁，其义本同。……合而观之，则数目用多笔字自古已然，菽园谓始于开济者，非也。至廿、卅、卌字，或以为俗书省文。按《说文》云：廿音入，二十之并也。卅先合反，三十之省也。卅先立反，四十之省也。是廿、卅、卌正古文也。《国语》"行玉廿瑴"，正作廿字。《史记》载秦始皇碑："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"。洪容斋谓应作"廿有六年"，其碑文皆四字句，史迁易为二十有六年，故独此一句成五字耳。由此类推，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书，而其实系本字者。如礼字、处字、与字，许叔重释礼字云：古文；释处字云：止也，得几而止，或从处，释与字云：赐予也，与舆通。然则今所谓俗字，乃正文也。又如弃之与弃，饥之与饥，烟之与烟，棋之与棋，栖之为栖，筍之为笋，个之为个，亦正文也。至有实系俗书，不可用者。宋景文《笔记》云：后魏、北齐俗作伪字最多，如巧言为辨，文子为学之类。隋有柳｛巩言｝，则又因巧言而讹为巩矣。此则真俗书也。时俗数目字，又有故为省笔，以便书写者。《贡父诗话》谓：今以万为万，以千为丿，人人能道之也。然则以千为丿，宋人已如此矣。至贡父以万为俗字，则失考。
银
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内"金银布帛"一条，谓专用银钱为币，直至明中叶始定。此说殊不然。按银之为币，古人原用之。虞、夏、商之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。然太公九府圜法：黄金方寸而重一斤，钱圜函方，轻重以铢，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，长四丈为匹。则周时但以黄金及钱帛为币，而银不用。《管子·国蓄篇》以珠玉为上币，黄金为中币，刀布为下币。又曰：无金则用其绢，绢三十三当金一镒'无绢则用其布，布百两当一镒。《国语》晋夷吾求入国，许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。《国策》：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，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争斗矣。是春秋、战国所用唯黄金、刀、布也。秦并天下，币为二等，黄金为上币，余皆用钱。其珠玉、龟贝、银锡只为器饰，不用为币。汉初因之，然晁错言："珠玉金银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。"则是时虽不用银，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。汉武元狩四年，始造白金为币。白金乃银锡所造，有三品：其一曰"白撰"，重八两，其文龙，直三千；次曰以重〔应补"差小"二字〕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次曰复小，其文龟，直三百。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，则已有用之者，然岁余终废不行。王莽时又制为银货，与钱货并行(朱担银八两为一流，直钱一千五百八十，他银一流直千），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。魏文帝时并罢钱，令民以谷帛相易。六朝则钱、帛兼用，而帛之用较多。……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。《文献通考》：萧梁时，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。后周时，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。此盖用银之始。然第行于边地，而中土尚未行。(按刘宋时，徐豁以采银户易困，请准银课米。梁武陵王纪以黄金一斤为饼，饼百为箧，至有百箧；银五倍之。则六朝时虽不用银，而银已贵重，犹今俗虽不以金为用，而金价自贵也。）唐初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布，并未尝征钱。天宝中，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，玄宗诏百官观库，物积如山。是亦尚皆用布帛。宪宗元和三年，诏天下有银之山即有铜，铜可资于鼓铸，银无益于生人，其令现采银坑并宜禁敕。李巽又奏请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，官吏论罪。则并禁用银矣。(韩愈奏状言：五岭买卖皆以银。张籍《送南迁客》诗：诲国战骑象，蛮州市用银。可见是时唯岭外用银。）然《唐书·齐映传》：藩镇初献银瓶高五尺，李兼镇江西，始献六尺，至映又献八尺。《太平广记》：御史苏某以洛阳寺中有银佛，遂取以归，时人谓之苏扛佛。则是时虽不用银，而已竞相贵重；既竞相贵重，则渐用之于市易，亦势所必然。顾宁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间但以银市易，为后世上下用银之始，而不知亦非也。《五代史》：后唐庄宗将败。谕军士曰："适报魏王平蜀，得金银五十万，当悉给尔等。"又李继韬既反复降，其母杨氏善蓄财，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，厚赂庄宗之宦官、伶人，并赂刘皇后，继韬由是得释。慕容彦超好聚敛，为伪银，以铁为质而银包之，人谓之铁胎银。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，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；若不能市易，则何必为此哉？宋真宗澶渊之盟，定以银、绢各三十万两匹。徽宗大观三年，将改当三钱，宰执预知其事者，恐所积钱折阅，乃尽以买金银。不两月命下，时传以为笑。《李忠定公传信录》：忠定为亲征御营使，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。南宋时赐秦桧造第银绢万匹两。贾似道母死，赐银绢四千两。《金史》张行信疏称，买马官市于洮州，以银百锭，几得马千匹，乞捐银万两，可得良马千匹云。亦可见银已通用也。按《宋史》仁宗景祐二年诏：福建、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。此为岁赋征银之始。绍熙中，臣僚言今之为绢者，一倍折而为钱，再倍折而为银，银愈贵，钱愈难得。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。金章宗承安五年，以旧例银每绽重五十两，其直钱百贯，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，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，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，分五等，凡官俸、军须皆银、钞兼支。此朝廷用银之始。宣宗兴定三年，省臣奏：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，则太重，于是以银为则，每两作钱二贯。今受通宝赃(钞也）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，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，则当杖，实觉轻重悬殊，遂准犯时银论罪。此以银计赃之始。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。其后哀宗正大间，民间但以银易市，并钱钞亦废矣。元宪宗五年，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，以半输银，半折丝绢等物。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，必责以输银，有破产不能办者，乃诏民听输土物，不复征银。又《续通考》：文宗天历元年，天下课税之数，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，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。则犹是土宜所出，而非以当赋税也。《明史》：洪武初，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，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，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；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，钱钞五千七百三十绽，绢五十九匹。是所征者犹第米麦钱钞及绢，而未有银。洪武九年始有折纳令，其制屡有增减。(九年银一两，钞十贯，钱千文，皆折米一石。十八年钞五贯折米一石，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，金一两折米二十石，银一两折米二石，棉布一匹折米一石，苎布一匹折米七斗。三十年又改金一两折米二十石，银一两四石，绢一匹石二斗，棉布一匹一石，苎布一匹七斗，棉花一斤二斗。）然是时制令，凡愿折者听，不愿者仍纳乐中，以钞法不行，并禁民间金银交易，本色，并非专主于银。永犯者以奸恶论；有首捕者，即以交易金银赏之。则赋税不收银可知也。宣德四年，偶有秋粮折银赴部之令，遂为征银之始。正统元年，令南京粮米愿折色者，听以布帛银两折纳，则亦尚不全征银。(永乐中迁都北京，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请领俸帖，七八石仅易银一两。周忱抚江南，奏请贫户纳粮，每银一两当米四石，解京兑俸，故有是令。）七年，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京，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粮米折银(天顺十年，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，十一年又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），自后各省夏税类多征银。然王鏊《震泽长语》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。又《明史·韦商臣传》：国初夏、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，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，今麦损九万，米损二百五十万。此系嘉靖间事，则正德、嘉靖时所征银亦尚少。隆庆中，葛守礼言：近乃为一条鞭法，计亩取银。则夏税一概征银，实起于隆庆中。西庄之说亦相合，但系钱粮专征银，而非民间专用银耳。
金银以两计
汉以来金、银皆以斤计。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，赐田肯金五百斤，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，陈平、灌婴金二千斤，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，赐金百斤。以及南北朝时，犹以斤计。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，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。侯景围城，羊侃率兵御之，诏送金五千两、银一万两赐战士。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。……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、隋之世也。《通考》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，既是民间交易，则零星多寡不齐，自必细及铢两。又《宋书·徐豁传》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，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。因而上下通行，俱论两不论斤。且古时金银价甚贱，故以斤计，后世金银日贵，故不得不以两计也。
忽丝毫厘分钱
王西庄谓：分寸丈尺，分本度之名，今人乃以为权之名，不知起于何时？又十忽为丝，十丝为毫，十毫为分，十分为钱，皆未详所起。按此事见《宋史》：度量皆以十起数，唯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，重十二铢，两之为两，十六两为斤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。后世乃改铢为钱，十钱为两，自此而上，十两、百两、千两、万两，而权之数亦以十起，盖以便于用。其实钱字乃借用钱刀之钱，非数家正名也。唐开通元宝钱每文重二铢四，累积十钱，恰重一两，故后人即以钱为两中之十也。分与厘、毫、丝、忽本亦度之名，《孙子算术》：蚕吐丝为忽，十忽为秒，十秒为毫，十毫为厘，十厘为分，十分为寸。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，崇仪使刘蒙、刘承祐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，于是权衡中有丝、忽、毫、厘、分、钱之数。此近代两、钱、分、厘、毫、忽、丝之所由起也。今俗权货物者曰称，权金银者曰等子，宋初皆谓之称。刘承祐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。元丰以后，乃有等子之名。李廌《师友谈》记邢和叔谓"秦少游文章铢两不差，非秤上秤，乃等子上等来也。"宣和中又有玉等子。
一金
今人行文，以白金一两为一金，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，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。《汉书》注：瓒曰：秦以一镒为一金，汉以一斤为一金。然则古之一金乃一斤耳。
元宝
各省解部正课银每锭五十两，名曰元宝。按《辍耕录》载，至元十三年，元师平宋，回至扬州，伯颜令搜检将士所得撒花银子，销铸作锭，每锭重五十两，其字号曰扬州元宝。归朝献之，世祖大会诸王公，以之颂赐。后朝廷亦有自铸者，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，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，又有辽阳元宝，乃至元二十三、四年征东所得银铸成者。又《续通考》：至元三年，杨湜上言：平准行用白金出入，有偷盗之弊，请以五十两铸为锭，文曰元宝。从之。今之元宝，盖昉于此。按金章宗承安五年，改铸银名承安宝货，一两至十两分五等，每两折钱二贯，公私同见钱用。以旧例银每绽五十两其直百贯，发间或有截凿之者，故更铸小锭。凡俸饷皆银钞兼支。则金时已有五十两一锭之元宝矣，然元宝之名，其实不始于银，而始于钱。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，其文乃欧阳询所书。晋天福三年铸钱，以天福元宝为文。宋太宗铸钱常亲书，淳化元宝作真、行、草三体。后每改元，更铸以年号元宝为号。仁宗时改年号曰宝元，钱文当曰宝元元宝，乃改铸皇宋通宝四字(自后钱文则曰通宝，历代因之）。可见元宝之名，本属钱文，因而后代制钞亦用之，铸银亦用之也。(元中统二年，王文统请造中统元宝交钞，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。）又按，钱之有年号，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，其文一边曰四铢，一边曰孝建。其后去四铢，专为孝建。此又历代铸钱用年号之始也。
短钱
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。……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，凡贸易议钱一百，实则用五十。《续通考》记嘉靖三年诏：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，低钱一百四十文。是前明已有低钱两当一之令矣。犒赏之类，或以三十五文为百。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，于古七十为百之数已不甚悬绝也。
石
石本权衡之数也。汉《律历志》：二十四铢为两，十六两为斤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是石乃权之极数。至十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十斗为斛，则斛乃量之极数。乃俗以五斗为斛，两斛为石，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，殊属岐误。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，如二千石、六百石之类，未尝以斛计。叶石林谓以斛为石自汉以来始见之'是也。《管子·禁藏篇》：民率三十亩，亩取一石，则人有三十石；果蓏素食当十石，糠秕六畜当十石，则人有五十石。《国策》：燕哙让国子之，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。又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李悝之论曰：一夫田百亩，每亩岁收一石半，百亩为粟百五十石，除十一之税十五石，余百三十五石。则斗斛之以石计，自春秋、战国时已然。时俗所称，盖相沿旧名也。又按：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，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。《汉书·成帝纪》注如淳曰：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，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；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，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，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。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。盖古时十斗为斛，一斛即是一石。后世五斗为斛，而两斛之数十斗，此仍沿一石之旧名耳。按《苇航纪谈》：宋韩彦古为户部尚书，孝宗问曰："十石米有多少？"对曰："万合、千升、百斗、廿斛。"然此五斗为一斛，宋时已然。
斗称古今不同
《说文》云：一斛粟舂九斗米。张晏则曰七斗。《九章算术》则曰六斗。盖古者十斗为一斛也。《淮南子》：十石而有塞，则百斗而足矣。北齐因童谣有"百升飞上天"之语，遂杀斛律光。是齐时犹以百升为斛。董穀《碧里杂存》谓今官制五斗为斛，盖取其轻而易举，实则古之半斛云，不知非今之斛大于古，乃今之升斗大于古也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：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，则人每日食六升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中人之体，日食斗食，啜斗羹乃能饱。则人每日食一斗，若准今之升斗，人岂能胜此乎？则知其时升斗小，故以十斗为斛，后世升斗大，故不得不以五斗为斛。董穀所云，盖未深考也。然累朝递变之原委，亦略有可考者。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秦、汉以前，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，三斤当今十三两。汉之一斛，当今二斗七升，百二十斤为石，当今三十二斤。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。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云：魏、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。是魏、齐已倍于古也。又云：周、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。则周、隋又大于魏，齐也。(《隋书·律历志》：隋以古斗三斗为一斗，古称三斤为一斤。顾宁人谓三代以来斗称至隋而大变。）杜祐《通典》谓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，称三两当今一两。则唐之斗称又加于六朝矣。《珊瑚钩诗话》：刘仲原得铜斛二，其一始元四年造，其一甘露元年造，皆云容十斗，后刻云重四十斤。以今权量较之，容三斗重十五斤，斗则三而有余，斤则三而不足。陈无择曰：二十四铢为一两，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，开元钱三个。至宋以开元钱十个为一两，今之三两得古之十两，是宋之斗称较唐又大矣。《元史》：世祖取江南，命输米者仍用宋斗斛，以宋以一石当今七斗故也。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矣。然此犹以官斗、官称论也，至市斗、市称，则又有随地不同者。如今川斛大于湖广，湖广斛又大于江南，称则有行称、官称之不同，库平、市平之各别，又非禁令所能尽一。而市侩牙行自能参校，锱黍不爽，则虽不尽一而仍通行也。
今之斛式，上窄下广，乃宋贾似道之遗。明人《农田余话》云：今之言斛，起于贾似道。元至元间，中丞崔彧上言：其式口狭底广，出入之间，盈亏不甚相远。遂颁行之(亦见《崔彧传》）。宋胡琦《耕录稿·拟木斛除度支使诰》有云：兹选尔中通而外直，体圆而用方。又《代木斛谢表》云：乾圜合制，粗守均平。是宋以前之斛乃圆制，如今之圆斗，然《山堂考索》云，斛之为制，方尺而深尺，则古斛亦有方式。
尺丈古今不同
后世权量大约三四倍于古，惟尺度不至如权量之迥殊。《晋书》挚虞论乐，谓今尺长于古尺，几及半寸。乐府用之，故律吕不合。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。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，宜以古为正。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，亦尚不至三倍。程大昌《演繁露》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。沈存中《笔谈》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。周祈《名义考》谓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。《稗史》谓宋司马侑刻布尺，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。丘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。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缝尺相近。历举此数说以观，可略见历代尺度之长短，大概比古尺只赢三寸有余也。
《新唐书·张孝忠传》、《李晟传》俱云长六尺四寸，马燧、杨收《传》皆云长六尺二寸，《高力士传》云长六尺五寸。顾宁人云：昔人以六尺为短，今以六尺为长，他书所未见。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，故六尺为长身矣。
量酒用升斗
今人量酒皆以斤两计，古人则不论斤，但以升斗计也。《考工记》：梓人为饮器，爵一升，觚三升。《韩非子》：宋有酤酒者，升概甚平。《韩诗内传》：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觯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是古来量酒皆以升斗。《史记》淳于髡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李白诗：兰陵美酒斗十千。杜甫诗：速来相就饮一斗。东坡赋：我有斗酒。则唐、宋亦尚沿旧制。今酒肆虽论斤，而〈奭斗〉酒时亦用竹筒出之，仍升斗之遗法也。
门帖
门帖本古之桃符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"新春用桃符"注引《山海经》：度索山大桃树，树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垒，能辟百鬼。故黄帝象之，冬月驱傩毕，既立桃梗于户上。王充《论衡》亦曰：立桃象人于门户。然则桃符之制，其来最古。《风俗通》曰：桃梗者，更也，岁终更始，受介祉也。然古时用桃梗，后世则易以红纸，而书吉祥语于其上，不知始自何时。陈云瞻《簪云楼杂话》云：春联之设，自明太祖始。帝都金陵，除夕前忽传旨：公卿士庶家门上，须加春联一幅。帝微行出观，偶一家独无，询知为屠者，尚未倩人写耳。帝为大书"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"，投笔径出，校尉一拥而去。已而帝复出，不见悬挂，问之，云："知是御书，高悬中堂，以为献岁之祥。"帝大喜。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"国朝谋略无双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"。见《列朝诗集》。又赐廖永忠以漆牌，书"功超群将，智迈雄师"八字，悬于门首，见《明史》本传。则门帖起于明太祖，理或然也。然《辍耕录》云：张之翰由翰林学士除松江知府，自题桃符云："云间太守过三载，天下元贞第二年。"是岁遂卒。元贞者，元成宗年号也。《癸辛杂识》：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，甲午岁题桃符云："宜入新年怎生呵，百事大吉那般者。"包宏斋致仕后，作园居，题桃符云："日短暂居犹旅舍，夜长宜就作祠堂"。廖药州桃符云："喜有宽闲为小隐，粗将止足报明时。""桃花流水之曲，绿阴芳草之间。"又《夷坚志》湘乡学长王仲淹书孙庙桃符曰："竟说素王颜有喜，定知黄甲捷先通。"已而王仁伯改名颜，遂发解。次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曰："素王颜色津津喜，黄甲科名鼎鼎来。"己而王南强又登第。则宋、元时已有门帖矣。不特此也。《说苑》：五代时伪蜀每岁除诸宫门，各给桃符，书元亨利贞四字。时孟昶子善书，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："天垂余庆，地接长春。"明年王师平蜀，以吕余庆知军府事，即策勋府为治所，而长春乃太祖圣寿节也。亦见黄林复《茅亭客话》。而杨文公《谈苑》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，则门帖又不自宋、元始，五代时早有之矣。
名帖
以纸通名，谓之拜帖。刘冯《事始》云：古昔削木以书姓名，故谓之刺。后世以纸书，谓之名帖。按此说亦有可疑者。既云削木为刺，则应是未有笔墨以前，乃六经及先秦、西汉之书，并无刺字，汉初犹谓之谒。《史记》郦生踵门上谒，按剑叱使者，使者惧而失谒，跪拾谒，还走报沛公。《汉书》：高祖绐为谒曰："贺钱万。"师古注曰：为谒者，书刺自言爵里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。又石奋为中涓，受书谒。《袁盎传》：上谒。《娄敬传》：将命者惊而失谒。又隽不疑冠进贤冠，带櫑具剑，上谒暴胜之。注皆云：谒，如今之投刺也。是汉时皆谓之谒，无所谓刺也。怀刺始见于祢衡，又《后汉书·循吏传》郭林宗赍刺就太学，谒仇览。又《童恢传》：杨赐被劾，诸掾属悉投刺去。其时已在蔡伦造纸之后，若如刘冯所云，则未有纸以前谓之谒，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，似非事理然。鱼豢《典略》：皇甫规家居，有雁门太守亦归里，以刺来谒，规不礼之、以其刺刮髀。则刺又似削竹木为之者。窃意古有通名，本用削木书字，汉时谓之谒，汉未谓之刺，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。故《事林广记》云：见长者用名纸，见敌以下用刺，其文书某郡姓名，有爵者并书爵，谓之爵里刺，其实已皆用纸也。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。《南史》：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，晓便命驾，朝士无不悉狎。晚还家，所赍名必尽。《通鉴集览》：唐百官于閤门奏榜子。榜子用纸阔四五寸，书乡邑姓名于其中。刺则用纸阔二三寸，书姓名于纸之前，反卷如箸，以红绒要之。凡谒人，必先托门者通进，谓之投刺。曰反卷如箸，盖犹存削木遗式也。李济翁《资暇录》谓李德裕为相时，人每通谒，改具衔起居，谓之门状。此后世门状之始。……皇甫庸《近峰闻略》：刘瑾用事时，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，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。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，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。(王阮亭《香祖笔记》谓，翰林故事，坊局已上乃用红柬为刺，庶常止用白，不喻其义。此盖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纸也。翰林之用红用白，盖自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耳。）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亦云：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，间有一二苏笺，可谓异矣。又《迪吉录》记海瑞为南冢宰，有币物为货者皆不受，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。又可知是时尚未全用红纸，而奔竞者则益踵事增华。《啸虹笔记》载，茅浔阳每谒严嵩，用赤金缕姓名，疑红绫作柬，嵩以为尊之也，而阍人利其金，每传报后辄取金去，以是嵩败，茅竟免交通律。则并有用红绫金字者矣。《涌幢小品》记张江陵盛时，诌谄之者名帖用织锦，以大红绒为字，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，江陵见之嘻笑，然不以为非也。江陵不通贿赂，独好尊大，故人以此媚之。则又有用红绒织锦者矣。又王弇州《觚不觚录》云：亲王投刺，例不称名，有书王者，有书别号者，体至尊也，惟鲁王则一切通名。自分宜当国，而亲王无不称名矣。至江陵，则无不称晚生矣。当江陵时，袭封者至称门生矣。(《觚不觚录》又云：故事，投制柬面皆书一正字，万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书正字，为江陵讳也。明人小说又记，正德中一大臣谒刘瑾刺，称"门下小厮"。嘉靖中一仪部谒翊国公刺，称"渺渺小学生"。又有自称"将进仆"、"神交小子"、"未面门生"者。）即此一事之沿革，亦可以观世风也。翰林名帖例写大字，盖起于有明中叶。《涌幢小品》云：翰林字大几与亚卿等。余在姚画溪公家，见公座主王槐野单名帖，称友生，字仅蝇头。是科甲辰会元瞿文懿亦有单帖，称年侍生，与槐野字略相等。可见前辈谨朴如此。据此则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。《涌幢小品》又记，御史与主事文移，御史署名颇大。王伟为职方时，口占云："诸葛大名垂宇宙，今人名大欲如何。"后伟为兵部侍郎，有客贺曰："大名今属公矣。"又占曰："诸葛大名非用墨，清高二字肃千秋。如今一纸糊涂帐，满面松烟不识羞。"《冬夜笺记》云：昔见前辈往来名刺，亲戚则写眷，世交则写通家，同年子弟写年家。自明末尚声气，并无半面者亦称社称盟，今则改为同学，且无论有科第与否，俱写年家矣。《分甘余话》：顺治中社事盛行，京师往来投刺，无不谓社盟者。杨雍建疏言之，部议饬禁，遂止不行。二十年来，京师通谒无不用"年家眷"三字，有人戏为词曰："也不论医官道官，也不论两广四川，但通名，一概年家眷。"
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
古时未有棉布，凡布皆麻为之。《记》曰："治其麻丝，以为布帛"是也。木棉作布，丘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，而张七泽《浔梧杂佩》引《通鉴》梁武帝送木棉皂帐事，……按史炤《释文》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，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。…… 然则棉花布自古有之，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？盖昔时棉花布惟交广有之，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。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，白乐天以此送人形之歌咏，则其为罕而珍重可知。迨宋末元初，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，利遂衣被天下耳。……
卷三十一
认族
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，不问宗派，辄相符合，此习自古已然。李唐自以为出老子后，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，并以《史记·老子传》升于列传之首。郭崇韬以汾阳王为远祖，西征日，路过河中，祭汾阳墓，哭甚哀。南唐王李昇以唐吴王孙祎有功，祎子岘为相，遂以吴王为祖，自岘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。此攀附明德，以为光宠者也。然狄武襄官枢密使，有以狄梁公画像及诰敕来献者，武襄曰："一时遭际，安敢远附梁公耶？"其见卓矣！又有本非同姓，而强为联宗者。《北史·唐瑾传》：周文赐瑾姓宇文氏，燕公于谨白周文言："瑾学行兼修，愿与之同姓，结为兄弟，庶子孙承其馀论，有益义方。"周文乃更赐瑾姓纽于氏，谨遂深相结纳，敦长幼之序。此则非同姓而认族，实为千古所未有。然于谨以其家法而欲师之，非后世依光附势者之为也。《晋书·石苞传》：曾孙朴没于寇，石勒以朴与己同姓，且俱河北人，引为宗室，位至司徒。《南史·侯瑱传》：侯景以瑱同姓，托为宗族，待之甚厚。宋人小说：罗绍威为节度使，以罗隐名士，拜之为叔，赠遗甚厚。《宋史》：蔡京于蔡襄虽同郡而晚出，京欲附襄，自谓襄族弟。此犹第以门望相附，不专为势利起见。(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，求同谱，不许。诸杜所居号杜固，世传其他有壮气，故世衣冠。正伦乃请凿杜固通水以利人。此欲附门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。）《晋书》：孙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辅、琰四人，与孙秀合族。《南史》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，石珍，建康之厮役也，为梁制局监，遂附之。《旧唐书》：李义甫既贵，自言本出自赵郡，始与诸李序昭穆，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，拜为兄叔者甚众。《李辅国传》：宰相李揆、山东甲族，见辅国执弟子礼，谓之五父。《宋史》：史正志与史浩异族，拜浩而父事之，王十朋劾其奸。此则专以权势夤缘攀附者矣。又其甚者，《宋史》蔡嶷尊蔡京为叔父，京命其子攸、修等出见，嶷遽曰："大误！公乃叔祖，公子乃诸父行也。"遽列拜之。又《温公琐语》：张洎为举人时，张佖已通显，洎每求见，称侄孙。既及第，称侄。及秉政，则并以庶僚遇佖矣。此更势利之最可笑者也。
同姓为婚
《史记》帝尧与舜皆黄帝之后，计其世数，则尧之女于舜为曾祖姑，而以配之。其时虽未有同姓不婚之制，然亦或邃古之传讹，《史记》不察，遂笔之于书，未可尽信也。同姓为婚，莫如春秋时最多。……汉以后此事渐少。……
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，不问宗派，辄相符合，此习自古已然。李唐自以为出老子后，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，并以《史记·老子传》升于列传之首。郭崇韬以汾阳王为远祖，西征日，路过河中，祭汾阳墓，哭甚哀。南唐王李昇以唐吴王孙祎有功，祎子岘为相，遂以吴王为祖，自岘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。此攀附明德，以为光宠者也。然狄武襄官枢密使，有以狄梁公画像及诰敕来献者，武襄曰："一时遭际，安敢远附梁公耶？"其见卓矣！又有本非同姓，而强为联宗者。《北史·唐瑾传》：周文赐瑾姓宇文氏，燕公于谨白周文言："瑾学行兼修，愿与之同姓，结为兄弟，庶子孙承其馀论，有益义方。"周文乃更赐瑾姓纽于氏，谨遂深相结纳，敦长幼之序。此则非同姓而认族，实为千古所未有。然于谨以其家法而欲师之，非后世依光附势者之为也。《晋书·石苞传》：曾孙朴没于寇，石勒以朴与己同姓，且俱河北人，引为宗室，位至司徒。《南史·侯瑱传》：侯景以瑱同姓，托为宗族，待之甚厚。宋人小说：罗绍威为节度使，以罗隐名士，拜之为叔，赠遗甚厚。《宋史》：蔡京于蔡襄虽同郡而晚出，京欲附襄，自谓襄族弟。此犹第以门望相附，不专为势利起见。(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，求同谱，不许。诸杜所居号杜固，世传其他有壮气，故世衣冠。正伦乃请凿杜固通水以利人。此欲附门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。）《晋书》：孙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辅、琰四人，与孙秀合族。《南史》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，石珍，建康之厮役也，为梁制局监，遂附之。《旧唐书》：李义甫既贵，自言本出自赵郡，始与诸李序昭穆，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，拜为兄叔者甚众。《李辅国传》：宰相李揆、山东甲族，见辅国执弟子礼，谓之五父。《宋史》：史正志与史浩异族，拜浩而父事之，王十朋劾其奸。此则专以权势夤缘攀附者矣。又其甚者，《宋史》蔡嶷尊蔡京为叔父，京命其子攸、修等出见，嶷遽曰："大误！公乃叔祖，公子乃诸父行也。"遽列拜之。又《温公琐语》：张洎为举人时，张佖已通显，洎每求见，称侄孙。既及第，称侄。及秉政，则并以庶僚遇佖矣。此更势利之最可笑者也。
同姓为婚
《史记》帝尧与舜皆黄帝之后，计其世数，则尧之女于舜为曾祖姑，而以配之。其时虽未有同姓不婚之制，然亦或邃古之传讹，《史记》不察，遂笔之于书，未可尽信也。同姓为婚，莫如春秋时最多。……汉以后此事渐少。……
初婚看新妇
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，皆可看新妇。固系陋习，然自六朝来已然。《南史·徐摛传》：晋、宋以来，初婚三日，妇见舅姑，众宾皆列观。唐李涪《刊误》云：婚礼来日，妇于庭拜舅姑，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，通谓之拜客，故有拜客之名。今代非亲非故，皆列坐而觌妇容，岂其宜哉？则此习由来久矣。《汇书》：近时娶妇，以红帕蒙首，按《通典》杜佑议曰：自东汉、魏、晋以来，时或艰虞，岁遇良吉，急于嫁娶，乃以纱縠蒙女首，而夫氏发之，因拜舅姑，便成婚礼，六礼悉舍，合卺复乘。是蒙首之法，亦相传已久，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，今则为通行之礼耳。
撒帐
《知新录》云：汉京房之女，适翼奉之子，房以其日三煞在门，犯之损尊长。奉以为不然，以麻豆谷米禳之，则三煞可避。自是以来，凡新人进房，以麻米撒之。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。按此说非也。撒帐实始于汉武帝，李夫人初至，帝迎入帐中，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，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，云："多得子多也。"事见《戊辰杂抄》。唐中宗嫁睿宗公主，铸撒帐钱重六铢，文曰"长命富贵"，每十文系一彩绦。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"长命富贵"等字，亦本于此。
拜堂
新婚之三日，妇见舅姑，俗名拜堂。按《封氏闻见记》：近代婚嫁，有障车，下婿、却扇及拜堂之仪，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。太子少师颜真卿、中书舍人于邵等奏："障车、下婿、却扇，并请依古礼，见舅姑于堂上，荐枣栗腶修，无拜堂之仪。"今上，谓德宗也。是拜堂之名，由来已久，但真卿等所定枣栗腶修见舅姑，即今俗所谓拜堂也。乃又云无拜堂之仪，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？
脱袜登席
古人席地而坐，故登席必脱其屦，《礼记》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。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，兼脱其袜。《诗》"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。"邪幅，行縢也，袜去，故行縢见也。《左传》卫出公辄为灵台，与诸大夫饮酒，褚师声子袜而登席，公怒，对曰："臣有疾，若见之，君将
之，是以不敢。"公愈怒，欲断其足。杜注：谓有足疾也，
，呕也。注又云：古者臣见君解袜。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。汉制脱袜虽无明文，然优礼萧何，特命剑屦上殿，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。卫宏《汉官旧仪》：掾吏见丞相脱屦，丞相立席后答拜。《魏志》：曹操令曰："祠庙上殿当解屦，吾受命剑屦上殿，今有事于庙而解屦，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，故吾不敢解屦。"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。(三国时，吴贺邵美容止，坐常着袜。则是时家居亦多有不袜者。）宋改诸王国制度，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。(是时藩国朝贺其王尚皆跣，故诏改之，以杀其礼。）梁天监中，尚书议云："礼：跣袜登席，事由燕坐。"(阎若璩据此语，谓古惟燕饮始跣而为欢，祭则不跣也。按《韩诗》不脱屦而即席，谓之礼；跣而上坐，谓之燕。则古人行礼尚着屦，燕乃跣袜，阎说盖本此。）今则极敬之所，莫不皆跣。清庙崇严，即绝恒礼，凡屦行者应皆跣袜。(盖是时庙祭有不跣袜者，故申禁之。）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，则是时朝会、祭祀犹皆跣袜。陈祥道《礼书》所谓汉、魏以后朝祭皆跣也。《唐书》：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，奏言冠履只可配车，今袜而〈革登〉，跣而鞍，实不合于古。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，至寻常入朝，则已有着履者。《唐书》：棣王琰有二妾争宠，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。或告琰厌魅，帝伺其朝，使人取其履验之，果然是也。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，其次则脱履，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。然朝会亦尚着履，此唐初之制也。
着靴
朝会着靴，盖起于唐中叶以后。《唐书》皇甫镈以故缯给边兵，军士焚之。裴度奏其事，镈在宪宗前引其足曰："此靴亦内府物，坚韧可用。"韦斌每朝会，不敢离立，尝大雪立庭中，不徙足，雪几没靴。崔戎为华州刺史，徙兖海，民遮留不得行，抱持取其靴，戎单骑遁去。温造节度兴元，杀倡乱者八百人，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，乃免之。是唐时已多着靴。欧阳公《归田录》：和凝以三千钱买靴，问冯道靴价若干，道举左足曰："一千。"凝遂嗔其仆。道徐举其右足曰："此亦一千。"是又五代着靴之证。宋以后，则朝靴且形之歌咏，而《朱文公家礼》内"冠仪"一条，并有襕衫带靴之制，则靴固久为公服矣。按靴本北俗，自赵武灵王始用之，然秦、汉、魏、晋尚罕有着靴者。《晋书·儒林刘兆传》：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，问刘延世。又《毛宝传》：宝与祖焕战，血流满靴。此盖骑者用之。靴字从革，盖皆皮为之，便于骑也。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，有告讦者，辄置靴中不视。梁王俭宴客乐游苑，萧琛着虎皮靴，直造其坐。陈徐陵为吏部，陈暄袍拂髁，靴至膝，亦直上其坐。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，止此数事而已。其时多着屐。齐明帝辅政时，百官皆脱屐到席，蔡约独蹑屐不改，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，固无论于着靴也。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。《北史》：慕容永被擒入长安，夫妻常卖靴自给。北齐娄太后病，童谣有"紫綖靴"之语。徐之才曰："紫者，此下丝，綖者，熟当在四月中。"太后果崩。高澄被刺时，杨愔逃出，遗一靴。《任城王湝传》：有妇入浣衣，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。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，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。琅阝琊王俨被害，亦不脱靴而埋之。及北齐亡后，嫔妃入周，亦以卖靴为业。是北朝着靴，累代盛行。盖自刘、石之乱，继以燕、秦、元魏、齐、周，各从其本俗，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。沿及于唐，遂浸寻为朝制耳。风会所趋，随时而变。古以脱袜为敬，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，又其后则不脱履，最后则靴为朝服，而履反为亵服。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，反为大不敬，更无论于跣而见也。或疑古人脱袜而登，近于裸亵。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，以行膝裹足，颇斑斓可爱。想古人邪幅在下，亦复如是，则亦未为污渎也。按《明史》洪武初定制，朝服、祭服皆白黑袜履，惟公服则用皂靴，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。洪武二十五年，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；校尉力士上直穿靴，出外不许；庶人不许穿靴，只许穿皮紥〈革翁〉；北地苦寒，许穿牛皮直缝靴。
弓足
妇女弓足，不知起于何时。……则缠足之风，战国已有之。高江村《天禄识余》亦祖其说，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，金莲贴地，行其上，谓之步步生莲花，然石崇屑沉香为尘，使姬人步之无迹，已先之。而《史记》并有"利屣"之语，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。此主弓足起于秦、汉之说也。是二说固皆有所据，然《嫏嬛记》及《诗话总龟》所云，恐系后人附会之词。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，即杜牧诗之"尺减四分"，韩偓诗之"六寸肤圆"，亦尚未纤小也。第诗家已咏其长短，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，至于五代乃盛行紥脚耳。……今俗裹足已遍天下，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，乡村则不裹。滇黔之倮苗、僰夷亦然。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，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，尚不缠裹。盖各随其风土，不可以一律论也。本朝康熙三年，有诏禁裹足，王大臣等议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，不得裹足，违者枷责流徙，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(事见《蚓庵琐语》）。康熙七年，礼部奏罢此禁(事见《池北偶谈》）。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。
金凤染指
俗以凤仙花染指，自宋已然。《癸辛杂识》：凤仙花，红者捣碎，入明矾少许，染指甲，用片帛缠定，过夜。如此三四次，则其色深红，洗涤不去，直至退甲，方渐失之。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。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。
簪花
今俗唯妇女簪花，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。其见于诗歌，如王昌龄"茱萸插鬓花宜寿"，戴叔伦"醉插茱萸来未尽"，杜牧之"菊花须插满头归"，邵康节"头上花姿照酒卮"，梅圣俞《谢通判太博惠庭花》诗"欲插为之醉，惭但渐发星星"，东坡《吉祥寺赏牡丹诗》"年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"，又《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》诗云："头上花枝奈老何"，穆清叔""共饮梨花下，梨花插满头"，陈无已"白发簪花我自羞"，黄山谷词"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人不羞花花自羞"，陆放翁诗"儿童共道先生醉，折得黄花插满头"之类，不一而足。……又《宋稗类编》记寇准侍宴，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，曰："寇准年少，正是赏花吃酒时也"。……《古今诗话》：孙周翰童时，侍郡侯宴，适座客簪花，郡侯出对曰："口吹杨叶成新曲。"韩对曰："头戴花枝学后生。"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。……则金、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。今制殿试传胪日，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，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，簪以金花，盖犹沿古制也。
妇人拜
《礼》：妇人吉拜〔事〕，虽君赐肃拜。肃拜者，《周礼》太祝九拜之一。郑注谓俯下手，如今之撎。按推手曰揖，引手曰撎。肃拜如撎，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。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，诸家之说纷纷。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，《战国策》苏秦至洛，其嫂匍匐四拜，自跪而谢，此畏惧之至，过为加礼，故特记史。《史记》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，吕后见昌为跪。此亦特为加礼，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。周天元帝诏曰：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俛伏如男子。欲妇人如男子拜，至特降诏书，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。此拜而不跪之说也。《清波杂志》则谓古之男女皆跪。古诗曰"长跪问故夫"是也。罗《鹤林玉露》亦引朱文公云：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，两膝齐跪，手至地而头不下也。拜手亦然，古乐府所谓"伸腰再跪拜"也。此拜而必跪之说也。不知古人席地而坐，引身即为跪，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。古诗"伸腰跪拜"正是实事。引身长跪，拢手向下，即是伸腰拜跪也。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，不作男子俯伏之状。《朱子语录》所谓直身长跪，拜时亦只俯手如揖，便是肃拜。妇人首饰甚多，自难俯伏地上也。此席地而坐时，妇人有跪拜之礼也。迨后坐用床榻，则妇人之跪不便，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，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，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。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，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。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，故不令拜跪，究属臆说也。(《宋史·王贻孙传》：太祖尝问赵中令："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？"赵不能对。贻孙为言：古诗"长跪问故夫"，即妇人亦跪。唐武后时，妇人始拜而不跪。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。赵甚重之。亦见《玉壶清话》及《爱日斋丛钞》。）总之，席地而坐时，妇人拜必兼跪。坐用床榻后，妇人有拜无跪。以古诗"伸腰跪拜"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，自可了然也。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，稍作鞠躬虚坐之状，此亦有所本。宋太祖问赵中令"何以男子跪，妇人不跪"。又明肃太后垂帘，欲被兖冕，亲祠太庙，薛简肃问："陛下当为男子拜乎？"议遂止。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。……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。盖家庭则舅姑，宫廷则君后，皆属至尊，自宜加礼，是以相沿至今，非此则仍肃拜也。
古人跪坐相类
朱子作《跪坐拜说》寄白鹿洞诸生，谓古者坐与跪相类。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，管宁坐不箕股，榻当膝处皆穿。诸所谓坐，皆跪也。盖以膝隐地，伸腰及股，危而不安者，跪也。以膝隐地，以尻着蹠，而体便安者，坐也。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，皆膝地危坐，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，尤足证云，又《后汉书》向栩坐板床，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，皆是以膝着地，但分尻着蹠与不着蹠耳。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，则谓之箕踞。《汉书·陆贾传》"尉佗箕踞"，颜师古注：伸其两脚如箕形。佛家盘膝而坐，则谓之趺坐，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。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，而为此危坐哉？盖童而习惯，遂为固然。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，使之盘膝则不惯；北人多盘膝而坐，使之垂脚亦不惯也。(近日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谓：古人危坐不伸脚，正如今所谓盘膝坐。则又误。盘膝坐则向栩、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？）
高坐缘起
古人席地而坐，其凭则有几，《诗》所谓"授几有缉御"也；寝则有床，《诗》所谓"载寝之床"也。应劭《风俗通》：赵武灵王好胡服，作胡床。此为后世高坐之始。然汉时犹皆席地，文帝听贾谊语，不觉膝之前于席；暴胜之登堂坐定，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。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具，其名仍谓之床，又谓之榻。……而尚无椅子之名。其名之曰椅子，则自宋初始。……张端义《贵耳录》：交椅即胡床也，向来只有栲栳样，秦太师偶仰背坠巾，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，遂号曰太师样。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。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，近代乃改从椅，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。至杌子、墩子之名，亦起于宋，见《宋史·丁谓传》及周益公《玉堂杂记》
再拜、三拜、四拜、五拜
古人拜，虽臣之于君，亦只再拜。《孟子》所谓"以君命将之，再拜稽首而受"是也。申包胥之九顿首，则以求救之切，本非常礼。至后周天元帝诏：诸应拜者，皆以三拜成礼。于是始有三拜。然唐李涪《刊误》谓，郊天祭地，止于再拜。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。前明《会典》：臣见君行五拜礼，百官见亲王、东宫行四拜礼，子于父母亦四拜礼。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，成上下通行之具，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，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。(按《乐记》有"百拜"之语。古人之拜，只如今之鞠躬，故通计一席之间，宾主交拜繁数如此。注云：言百拜者，以喻其多也。）
上元张灯
朱弁《曲洧旧闻》云：上元张灯，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。梁简文有《列灯赋》，陈后主有《光壁殿遥咏灯山》诗，唐光天中东都设灯，迎三宫太后。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。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，上元御端门，中元、下元御东华门。其后罢中元、下元二节，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。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。然唐诗已有"金吾不禁夜"之语，自是唐故事。
二名
《旧唐书》：太宗诏曰："依《礼》二名不偏讳，近代以来，两字兼避，废阙已多。自今官员人名、公私文籍，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，并不须讳。"是太宗之诏甚明，然唐人凡遇此二字，虽不连属者亦避之。避世为代，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。避民为人，如民部改为户部，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。惟虞世南不改世字，盖世南没于太宗时，正遵奉诏旨故耳。其后李世勣但称李勣，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。
古人临文避讳之法
司马迁之父名谈，故《史记》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，赵谈改作赵同，此以同字代名也。……隋刘臻好食蚬，以父名显，乃改呼曰扁螺。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，殊觉可笑。东坡以其先讳序，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，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。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，则不免窒碍，近世缺点画之法，最为简易可遵矣。
觌面犯讳
六朝时最重犯讳。《南史》谢凤之子超宗，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，辄走匿不敢对。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："卿书何如虔公书？"答曰："如鸡比凤。"超宗狼狈而退。盖各触父讳故也。殷钧尚永兴公主，公主憎之，每召入，满壁书其父睿名。钧辄流涕而去。《北史》：熊安生见徐之才、和士开二人，以之才讳雄，士开讳安，乃自称"触触生"。虽为当世所笑，然其时避讳之严，大概如此。董棻《燕闲常谈》云：许将知西京，有一吏白事云："某钱若干，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。"许厉声曰："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！"其人方悟。元绛知杭州，一吏白事："合依元降指挥。"元拱手曰："元绛何尝指挥？"吏惶恐而退。此未免觌面犯讳，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，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。
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，皆可看新妇。固系陋习，然自六朝来已然。《南史·徐摛传》：晋、宋以来，初婚三日，妇见舅姑，众宾皆列观。唐李涪《刊误》云：婚礼来日，妇于庭拜舅姑，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，通谓之拜客，故有拜客之名。今代非亲非故，皆列坐而觌妇容，岂其宜哉？则此习由来久矣。《汇书》：近时娶妇，以红帕蒙首，按《通典》杜佑议曰：自东汉、魏、晋以来，时或艰虞，岁遇良吉，急于嫁娶，乃以纱縠蒙女首，而夫氏发之，因拜舅姑，便成婚礼，六礼悉舍，合卺复乘。是蒙首之法，亦相传已久，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，今则为通行之礼耳。
撒帐
《知新录》云：汉京房之女，适翼奉之子，房以其日三煞在门，犯之损尊长。奉以为不然，以麻豆谷米禳之，则三煞可避。自是以来，凡新人进房，以麻米撒之。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。按此说非也。撒帐实始于汉武帝，李夫人初至，帝迎入帐中，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，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，云："多得子多也。"事见《戊辰杂抄》。唐中宗嫁睿宗公主，铸撒帐钱重六铢，文曰"长命富贵"，每十文系一彩绦。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"长命富贵"等字，亦本于此。
拜堂
新婚之三日，妇见舅姑，俗名拜堂。按《封氏闻见记》：近代婚嫁，有障车，下婿、却扇及拜堂之仪，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。太子少师颜真卿、中书舍人于邵等奏："障车、下婿、却扇，并请依古礼，见舅姑于堂上，荐枣栗腶修，无拜堂之仪。"今上，谓德宗也。是拜堂之名，由来已久，但真卿等所定枣栗腶修见舅姑，即今俗所谓拜堂也。乃又云无拜堂之仪，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？
脱袜登席
古人席地而坐，故登席必脱其屦，《礼记》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。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，兼脱其袜。《诗》"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。"邪幅，行縢也，袜去，故行縢见也。《左传》卫出公辄为灵台，与诸大夫饮酒，褚师声子袜而登席，公怒，对曰："臣有疾，若见之，君将
着靴
朝会着靴，盖起于唐中叶以后。《唐书》皇甫镈以故缯给边兵，军士焚之。裴度奏其事，镈在宪宗前引其足曰："此靴亦内府物，坚韧可用。"韦斌每朝会，不敢离立，尝大雪立庭中，不徙足，雪几没靴。崔戎为华州刺史，徙兖海，民遮留不得行，抱持取其靴，戎单骑遁去。温造节度兴元，杀倡乱者八百人，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，乃免之。是唐时已多着靴。欧阳公《归田录》：和凝以三千钱买靴，问冯道靴价若干，道举左足曰："一千。"凝遂嗔其仆。道徐举其右足曰："此亦一千。"是又五代着靴之证。宋以后，则朝靴且形之歌咏，而《朱文公家礼》内"冠仪"一条，并有襕衫带靴之制，则靴固久为公服矣。按靴本北俗，自赵武灵王始用之，然秦、汉、魏、晋尚罕有着靴者。《晋书·儒林刘兆传》：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，问刘延世。又《毛宝传》：宝与祖焕战，血流满靴。此盖骑者用之。靴字从革，盖皆皮为之，便于骑也。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，有告讦者，辄置靴中不视。梁王俭宴客乐游苑，萧琛着虎皮靴，直造其坐。陈徐陵为吏部，陈暄袍拂髁，靴至膝，亦直上其坐。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，止此数事而已。其时多着屐。齐明帝辅政时，百官皆脱屐到席，蔡约独蹑屐不改，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，固无论于着靴也。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。《北史》：慕容永被擒入长安，夫妻常卖靴自给。北齐娄太后病，童谣有"紫綖靴"之语。徐之才曰："紫者，此下丝，綖者，熟当在四月中。"太后果崩。高澄被刺时，杨愔逃出，遗一靴。《任城王湝传》：有妇入浣衣，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。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，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。琅阝琊王俨被害，亦不脱靴而埋之。及北齐亡后，嫔妃入周，亦以卖靴为业。是北朝着靴，累代盛行。盖自刘、石之乱，继以燕、秦、元魏、齐、周，各从其本俗，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。沿及于唐，遂浸寻为朝制耳。风会所趋，随时而变。古以脱袜为敬，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，又其后则不脱履，最后则靴为朝服，而履反为亵服。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，反为大不敬，更无论于跣而见也。或疑古人脱袜而登，近于裸亵。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，以行膝裹足，颇斑斓可爱。想古人邪幅在下，亦复如是，则亦未为污渎也。按《明史》洪武初定制，朝服、祭服皆白黑袜履，惟公服则用皂靴，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。洪武二十五年，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；校尉力士上直穿靴，出外不许；庶人不许穿靴，只许穿皮紥〈革翁〉；北地苦寒，许穿牛皮直缝靴。
弓足
妇女弓足，不知起于何时。……则缠足之风，战国已有之。高江村《天禄识余》亦祖其说，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，金莲贴地，行其上，谓之步步生莲花，然石崇屑沉香为尘，使姬人步之无迹，已先之。而《史记》并有"利屣"之语，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。此主弓足起于秦、汉之说也。是二说固皆有所据，然《嫏嬛记》及《诗话总龟》所云，恐系后人附会之词。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，即杜牧诗之"尺减四分"，韩偓诗之"六寸肤圆"，亦尚未纤小也。第诗家已咏其长短，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，至于五代乃盛行紥脚耳。……今俗裹足已遍天下，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，乡村则不裹。滇黔之倮苗、僰夷亦然。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，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，尚不缠裹。盖各随其风土，不可以一律论也。本朝康熙三年，有诏禁裹足，王大臣等议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，不得裹足，违者枷责流徙，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(事见《蚓庵琐语》）。康熙七年，礼部奏罢此禁(事见《池北偶谈》）。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。
金凤染指
俗以凤仙花染指，自宋已然。《癸辛杂识》：凤仙花，红者捣碎，入明矾少许，染指甲，用片帛缠定，过夜。如此三四次，则其色深红，洗涤不去，直至退甲，方渐失之。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。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。
簪花
今俗唯妇女簪花，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。其见于诗歌，如王昌龄"茱萸插鬓花宜寿"，戴叔伦"醉插茱萸来未尽"，杜牧之"菊花须插满头归"，邵康节"头上花姿照酒卮"，梅圣俞《谢通判太博惠庭花》诗"欲插为之醉，惭但渐发星星"，东坡《吉祥寺赏牡丹诗》"年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"，又《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》诗云："头上花枝奈老何"，穆清叔""共饮梨花下，梨花插满头"，陈无已"白发簪花我自羞"，黄山谷词"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人不羞花花自羞"，陆放翁诗"儿童共道先生醉，折得黄花插满头"之类，不一而足。……又《宋稗类编》记寇准侍宴，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，曰："寇准年少，正是赏花吃酒时也"。……《古今诗话》：孙周翰童时，侍郡侯宴，适座客簪花，郡侯出对曰："口吹杨叶成新曲。"韩对曰："头戴花枝学后生。"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。……则金、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。今制殿试传胪日，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，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，簪以金花，盖犹沿古制也。
妇人拜
《礼》：妇人吉拜〔事〕，虽君赐肃拜。肃拜者，《周礼》太祝九拜之一。郑注谓俯下手，如今之撎。按推手曰揖，引手曰撎。肃拜如撎，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。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，诸家之说纷纷。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，《战国策》苏秦至洛，其嫂匍匐四拜，自跪而谢，此畏惧之至，过为加礼，故特记史。《史记》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，吕后见昌为跪。此亦特为加礼，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。周天元帝诏曰：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俛伏如男子。欲妇人如男子拜，至特降诏书，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。此拜而不跪之说也。《清波杂志》则谓古之男女皆跪。古诗曰"长跪问故夫"是也。罗《鹤林玉露》亦引朱文公云：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，两膝齐跪，手至地而头不下也。拜手亦然，古乐府所谓"伸腰再跪拜"也。此拜而必跪之说也。不知古人席地而坐，引身即为跪，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。古诗"伸腰跪拜"正是实事。引身长跪，拢手向下，即是伸腰拜跪也。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，不作男子俯伏之状。《朱子语录》所谓直身长跪，拜时亦只俯手如揖，便是肃拜。妇人首饰甚多，自难俯伏地上也。此席地而坐时，妇人有跪拜之礼也。迨后坐用床榻，则妇人之跪不便，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，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，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。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，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。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，故不令拜跪，究属臆说也。(《宋史·王贻孙传》：太祖尝问赵中令："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？"赵不能对。贻孙为言：古诗"长跪问故夫"，即妇人亦跪。唐武后时，妇人始拜而不跪。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。赵甚重之。亦见《玉壶清话》及《爱日斋丛钞》。）总之，席地而坐时，妇人拜必兼跪。坐用床榻后，妇人有拜无跪。以古诗"伸腰跪拜"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，自可了然也。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，稍作鞠躬虚坐之状，此亦有所本。宋太祖问赵中令"何以男子跪，妇人不跪"。又明肃太后垂帘，欲被兖冕，亲祠太庙，薛简肃问："陛下当为男子拜乎？"议遂止。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。……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。盖家庭则舅姑，宫廷则君后，皆属至尊，自宜加礼，是以相沿至今，非此则仍肃拜也。
古人跪坐相类
朱子作《跪坐拜说》寄白鹿洞诸生，谓古者坐与跪相类。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，管宁坐不箕股，榻当膝处皆穿。诸所谓坐，皆跪也。盖以膝隐地，伸腰及股，危而不安者，跪也。以膝隐地，以尻着蹠，而体便安者，坐也。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，皆膝地危坐，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，尤足证云，又《后汉书》向栩坐板床，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，皆是以膝着地，但分尻着蹠与不着蹠耳。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，则谓之箕踞。《汉书·陆贾传》"尉佗箕踞"，颜师古注：伸其两脚如箕形。佛家盘膝而坐，则谓之趺坐，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。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，而为此危坐哉？盖童而习惯，遂为固然。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，使之盘膝则不惯；北人多盘膝而坐，使之垂脚亦不惯也。(近日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谓：古人危坐不伸脚，正如今所谓盘膝坐。则又误。盘膝坐则向栩、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？）
高坐缘起
古人席地而坐，其凭则有几，《诗》所谓"授几有缉御"也；寝则有床，《诗》所谓"载寝之床"也。应劭《风俗通》：赵武灵王好胡服，作胡床。此为后世高坐之始。然汉时犹皆席地，文帝听贾谊语，不觉膝之前于席；暴胜之登堂坐定，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。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具，其名仍谓之床，又谓之榻。……而尚无椅子之名。其名之曰椅子，则自宋初始。……张端义《贵耳录》：交椅即胡床也，向来只有栲栳样，秦太师偶仰背坠巾，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，遂号曰太师样。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。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，近代乃改从椅，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。至杌子、墩子之名，亦起于宋，见《宋史·丁谓传》及周益公《玉堂杂记》
再拜、三拜、四拜、五拜
古人拜，虽臣之于君，亦只再拜。《孟子》所谓"以君命将之，再拜稽首而受"是也。申包胥之九顿首，则以求救之切，本非常礼。至后周天元帝诏：诸应拜者，皆以三拜成礼。于是始有三拜。然唐李涪《刊误》谓，郊天祭地，止于再拜。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。前明《会典》：臣见君行五拜礼，百官见亲王、东宫行四拜礼，子于父母亦四拜礼。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，成上下通行之具，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，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。(按《乐记》有"百拜"之语。古人之拜，只如今之鞠躬，故通计一席之间，宾主交拜繁数如此。注云：言百拜者，以喻其多也。）
上元张灯
朱弁《曲洧旧闻》云：上元张灯，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。梁简文有《列灯赋》，陈后主有《光壁殿遥咏灯山》诗，唐光天中东都设灯，迎三宫太后。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。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，上元御端门，中元、下元御东华门。其后罢中元、下元二节，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。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。然唐诗已有"金吾不禁夜"之语，自是唐故事。
二名
《旧唐书》：太宗诏曰："依《礼》二名不偏讳，近代以来，两字兼避，废阙已多。自今官员人名、公私文籍，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，并不须讳。"是太宗之诏甚明，然唐人凡遇此二字，虽不连属者亦避之。避世为代，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。避民为人，如民部改为户部，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。惟虞世南不改世字，盖世南没于太宗时，正遵奉诏旨故耳。其后李世勣但称李勣，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。
古人临文避讳之法
司马迁之父名谈，故《史记》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，赵谈改作赵同，此以同字代名也。……隋刘臻好食蚬，以父名显，乃改呼曰扁螺。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，殊觉可笑。东坡以其先讳序，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，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。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，则不免窒碍，近世缺点画之法，最为简易可遵矣。
觌面犯讳
六朝时最重犯讳。《南史》谢凤之子超宗，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，辄走匿不敢对。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："卿书何如虔公书？"答曰："如鸡比凤。"超宗狼狈而退。盖各触父讳故也。殷钧尚永兴公主，公主憎之，每召入，满壁书其父睿名。钧辄流涕而去。《北史》：熊安生见徐之才、和士开二人，以之才讳雄，士开讳安，乃自称"触触生"。虽为当世所笑，然其时避讳之严，大概如此。董棻《燕闲常谈》云：许将知西京，有一吏白事云："某钱若干，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。"许厉声曰："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！"其人方悟。元绛知杭州，一吏白事："合依元降指挥。"元拱手曰："元绛何尝指挥？"吏惶恐而退。此未免觌面犯讳，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，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。
三年丧不计闰
令甲：三年之丧，以二十七月为断，遇闰月不在此数。盖本古制。……
令甲：三年之丧，以二十七月为断，遇闰月不在此数。盖本古制。……
父在为母斩衰
古礼：父在，为母服期。《礼记·杂记下篇》：期之丧十一月而练，十三月而祥，十五月而禫。注云：父在为母也。《丧服篇》曰：期者，父在为母，传曰：何以期也？屈也，至尊在，不敢伸其私尊也。《丧服四制》曰：父在为母齐衰，期者，见无二尊也。汉以来皆遵此制。唐高宗上元元年，武后上表，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，从之。然犹仅齐衰也。明太祖定制：子为父母，庶子为其母，皆斩衰三年；嫡子、众子为其庶母，皆齐衰杖期。自后遂为定制。
妇为舅姑三年年丧
妇为舅姑三年丧，起于宋太宗时。《燕翼贻谋录》云：《礼经》女子出适，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。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，齐衰三年。按乾德二年，判大理寺尹拙、少卿薛允中等奏："古礼及《开元礼》妇为舅姑服期，近代多为重服，请加裁定。"魏仁浦等议曰："古礼有期年之说，至后唐始定三年。窃以三年之内，几筵尚存，夫居苫块之中，妇被绮罗之饰，夫妻齐体，哀乐不均。乞令舅姑之丧，妇从其夫，齐衰三年。"诏从之，遂为定制。据此则后唐已行之也。
丧次助哭
世俗有丧者，于吊客至，则多遣媪婢助哭，亦有竟使之代哭者。《南史》：王秀之遗令云："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，当由丧主不能淳至，欲以多声相乱。魂而有灵，吾当笑之。"可见六朝时已有此陋习。
避煞
丧家避煞之说，俞文豹《吹剑录》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载丧煞损害法。如已日死者雄煞，四十七日回煞。十三、十四岁女雄煞，出南方第三家。煞白色男子，或姓郑、潘、孙、陈，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。故世俗相传，至期必避之。据此，则唐时已有此风。……
古礼：父在，为母服期。《礼记·杂记下篇》：期之丧十一月而练，十三月而祥，十五月而禫。注云：父在为母也。《丧服篇》曰：期者，父在为母，传曰：何以期也？屈也，至尊在，不敢伸其私尊也。《丧服四制》曰：父在为母齐衰，期者，见无二尊也。汉以来皆遵此制。唐高宗上元元年，武后上表，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，从之。然犹仅齐衰也。明太祖定制：子为父母，庶子为其母，皆斩衰三年；嫡子、众子为其庶母，皆齐衰杖期。自后遂为定制。
妇为舅姑三年年丧
妇为舅姑三年丧，起于宋太宗时。《燕翼贻谋录》云：《礼经》女子出适，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。太宗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，齐衰三年。按乾德二年，判大理寺尹拙、少卿薛允中等奏："古礼及《开元礼》妇为舅姑服期，近代多为重服，请加裁定。"魏仁浦等议曰："古礼有期年之说，至后唐始定三年。窃以三年之内，几筵尚存，夫居苫块之中，妇被绮罗之饰，夫妻齐体，哀乐不均。乞令舅姑之丧，妇从其夫，齐衰三年。"诏从之，遂为定制。据此则后唐已行之也。
丧次助哭
世俗有丧者，于吊客至，则多遣媪婢助哭，亦有竟使之代哭者。《南史》：王秀之遗令云："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，当由丧主不能淳至，欲以多声相乱。魂而有灵，吾当笑之。"可见六朝时已有此陋习。
避煞
丧家避煞之说，俞文豹《吹剑录》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载丧煞损害法。如已日死者雄煞，四十七日回煞。十三、十四岁女雄煞，出南方第三家。煞白色男子，或姓郑、潘、孙、陈，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。故世俗相传，至期必避之。据此，则唐时已有此风。……
墓祭
古无墓祭，先儒备言之。其最明切者，晋博士傅纯曰："圣人制礼，以事缘情。制冢椁以藏形，而事之以凶；立庙祧以安神，而奉之以吉。送形而往，迎精而反。此墓庙之大分，形神之异制也。至于室庙寝祊，所以广求神之道，而独不祭于墓，明非神之所处也。"……盖三代以上，本无墓祭，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。欧阳公谓：五代礼坏，寒食野祭而焚纸钱。论者引为近代墓祭之始。按寒食上冢，本唐开元二十年制，诏令编入五礼，永为常式，事见《旧唐书》，则非起于五代，而其实并非起于唐。(宪宗元和七年诏：常参官寒食拜墓，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，他州府奏取进止。）《孟子》东郭墦间之祭，虽属设词，然其时必已有此俗。……盖自西汉时早有上冢之俗，明帝遂因以定制耳。……盖又因上陵之制，士大夫仿之，皆立祠堂于墓所，庶人之家不能立祠，则祭于墓，相习成俗也。孔子云：死归土谓之鬼。周丰云：墟墓之间，未施哀于民而民哀，以生者之哀，事死者之鬼，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。李济翁《资暇录》记唐时寒食出城拜扫，虽已即吉者，仍用丧服，白衫麻鞋。此盖犹沿古时凶祭之意。
合葬
《檀弓》：季武子成寝，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，请合葬焉。武子曰："合葬非古也，自周公以来，未之有改也。"又曰："周公盖祔。"然则合葬之制，起于周公也。按古人合葬，不惟同穴，而且同椁，盖取相亲之意。《记》云：亲之也者，亲之也，生既同室，死自不容相离，故卫人之祔也离之，鲁人之祔也合之，而孔子独善鲁。然所谓离之者，亦非异其椁，但一椁而为二室耳。合之则并无有隔于两棺之间者，而孔子之所善在此，则合葬之当同椁也审矣。后世古法渐亡，同椁之制久已不讲，所谓合葬者，但同穴耳。然古制亦有不便于时俗者。人之生死不齐，时之贫富亦异，故朱子谓古人椁大，可容两棺，今人椁小，不能容，亦未尝以异椁为非也。司马温公作《程夫人墓志》云：蜀人之祔也，同垄而异圹。则并有隔圹者矣。
神道
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谓：墓路称神道，自汉已然。……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。
墓志铭
墓志铭之始，王阮亭《池北偶谈》谓：《事祖广记》引《炙輠子》，以为始于王戎、冯鉴。《事始》以始于西汉杜子春，而高承《事物纪原》以为始于比干。……则西汉时已有墓铭也。……由此数事以观，则墓铭之来已入。而王俭谓始自宋元嘉中颜延之，此又何说？窃意古来铭墓，但书姓名官位，间或铭数语于其上，而撰文叙事，胪述生平，则起于颜延之耳。
碑表、志铭之别
《曾子固文集》有云：碑表立于墓上，志铭则埋圹中，此志铭与碑表之异制也。……至隋、唐，凡立碑者，皆奏请。及五代而弛，今且弥布天下矣。又朱竹垞云：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，降五品立碣，此规制之宜审者也。(按此本隋制，五品以上立碑，螭首龟趺，上不得过四尺，载在丧葬令。）碑有序有铭，谓之碑文可也。……《癸辛杂识》引赵松雪云：北方多唐以前古冢，所谓墓志者，皆在墓中，正方而上有盖，盖丰下杀上，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，此所谓书盖也。……
行状
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云：自唐以来，未为墓志，必先有行状。盖六朝以来已有之。按《梁书》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行状，任昉、裴子野皆有行状。……而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引用先贤行状最多，则汉末已有之，并不自六朝始也。然古人行状，本以上太常、司徒议谥法。……是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。然人已死，而子孙故吏为之，自必多溢美，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，谁肯与刻核之举？虽有中正、博士处分及考功校勘，而滥者接踵。魏袁翻谓：今之行状，皆出其私家，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，无复是非。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，惟知依其行状，便为议谥。请敕太常，有言词流宕、无复节限者，不得听受。唐李翱亦谓：行状谥牒，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，愿敕考功，虚者勿受。按当时行状有中正、博士之处分，考功之校勘，尚不免多虚誉，何况近代之行状，不必经太常考功，人人可以自撰，又何怪乎虚词谰语，连篇累牍也！俞文豹《吹剑录》：古来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，未尝称行状，近有乡人志其母曰行状，不知何据。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状，已见《唐史》，则又不得谓妇人行状之无本也。
乐石
世俗志铭之文，每云刻之乐石，盖本峄山碑文有"刻之乐石"之语而袭用之，不知引用误也。《禹贡》"峄阳孤桐，泗滨浮磬"，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为磬，始皇峄山所刻，即用此磬石，故谓之乐石(以磬乃作乐之具）。他处刻石文，不云乐石也。文士通用之于碑碣，误矣。说见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。
忌日忌月
《礼记》君子有终身之丧，忌日之谓也。盖每遇父母没之日，必素服撤乐，哀慕终日。六朝以来，更有忌日请假之制。沈约《答庾光禄书》云，忌日请假。应是晋、宋之间，其事未久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则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、不作乐，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，则礼之过。而引《晋书》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，主人作乐，王便起去，持弹弹鸟。桓玄忌日，与宾客游宴，惟至时一哭。以为古无忌日不见之客例。其不见客者，实由不能悲怆，故转自藏晦耳。此言虽欲矫弊，然遇忌日仍宴宾见客如平时，行之既久，此礼将遂废，是适便于背死忘亲者之为。则与其过而去之，毋宁过而存之。《文昌杂录》记宋元丰令诸私忌给假一日，逮事祖父母者准此。盖犹沿古制也。六朝时又有"忌月"之说。晋穆帝将纳后，以康帝忌月疑之，下其议。荀纳，王洽等谓："古但有忌日，若有忌月，则更当有忌时、忌年益为无礼。"《南史·张融传》：融有孝义，忌月，三旬不听音乐。《唐书·王方庆传》：议者以孝明帝忌月，请献俘不作乐。方庆谓："礼有忌日，无忌月。"亦引荀纳等忌时忌年之说以折之。《韦公肃传》：旧制，忌日之前三日、后三日皆不听事，公肃亦引礼无忌月之说以著其非。
七七
俗以人死每七日为忌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，此不得其说。田艺衡《春雨逸响》云：人之初生，以七日为腊，死以七日为忌，一腊而一魄成，一忌而一魄散。杨用修亦云：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，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。郎仁宝云：天以二气五行生物而有七政，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。天之道惟七，而气至六日有余为一候；人之气亦惟七，凡六日有余而行十二经。又引《论衡·订鬼篇》曰：鬼者，甲乙之神。甲乙者，天之别气。人病且死，甲乙之神至矣。假令甲乙之日病，则死者庚辛之神，盖甲乙鬼，庚辛报，故甲乙日病者，死期尝〔常〕在庚辛也。而因以推五行相克之理，如木日鬼则金为之杀，金日鬼则火为之杀，皆隔七日也。是数说者皆有理，大抵阴阳往来，多以八日为候。如世人病伤寒者，其轻重每七日则一候，或一候、二候、三候，有按节不爽者。……然七七之祭，实不始于唐。……
生圹
司空图作生圹，每春秋佳日，邀宾友游咏其上，事见《唐书》。然不自司空生始也。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：岐自为春秋藏，图季札、子产、晏婴、叔向四像导宾位，自画其像居主位，皆为赞颂，此生圹之始也。……
生祠
官吏有遗爱，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，盖自文翁、朱邑始。……其有立生祠者，《庄子》庚桑子所居，人皆尸祝之，盖已开其端。《史记》：栾布为燕相，燕、齐之间皆为立社，号曰栾公社。石庆为齐相，齐人为立石相同。此生祠之始也。……自唐以来，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，至公亦立为祠于熙宁佛寺，仪形宛然。此皆生而立祠者也。(按《旧唐书》狄仁杰有生祠在魏州，后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，贪暴，为人所恶，乃毁仁杰之祠。）
祠堂
今世士大夫家庙曰祠堂。按三代无祠堂之名。……唐以后，士大夫各立家庙，祠堂名遂废。若唐世所传家庙碑、先庙碑之类，罕有名祠堂者。……近世祠堂之称，盖起于有元之世。考《元史》仁宗建阿术祠堂，英宗建木华黎祠堂。朝廷所建，亦以为名，则士大夫私庙可知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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