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陔余丛考·卷十九-卷二十一》 (清）赵翼
卷十九
湘君、湘夫人非尧女
湘君、湘夫人，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，如后世祀泰山府君、城隍神之类，必有一夫一妻，以及《蓼花洲闲录》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，而以之配伍子胥也。屈原《湘君篇》明言"望夫君兮未来"，夫君即指湘君也，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。下云"扬灵兮未极，女婵媛兮为余太息。"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，故姊媭为我太息，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，而姊规之，非指湘君为女也。《湘夫人篇》"帝子降兮北渚"，曰帝子者，犹云天帝之女，并未确指为尧女也。《天问篇》所述舜、禹、夷羿等事，铺张最多，若以湘君、湘夫人为尧女，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。乃两篇中并无一字，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洞庭之山，帝之二女居之。其曰帝女，亦谓天帝之女，并未指为尧女也。曰居之，亦谓帝女子所居，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。《山海经》所附会舜事甚多，如苍梧之山，帝舜葬于阳，宋丹朱葬于阴；又苍梧之山，舜与叔均之所葬；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，必又有几许铺缀，而其书并无一字，则《山海经》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。自王叔师注《楚词》湘君、湘夫人，谓尧二女娥皇、女英妻于舜，舜往征有苗，二女从而不返，道死于沅、湘之间，因而张华《博物志》等书皆承此说，湘君、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(按《博物志》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，不言湘君也）。叔师之说，盖本于《史记》秦始皇浮江至湘山，大风不得渡，问博士曰："湘君何神？"对曰："尧之二女为舜妃，死而葬。"此叔师所由误也(郭璞引《河图玉版》亦同此说）。而博士之说，盖又本《檀弓》"舜葬于苍梧之野，三妃未之从"之语，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，为湘山之神。此又博士所由误也。殊不知《檀弓》所云，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，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，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，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。况《檀弓》言三妃，而此以二妃当之，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(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：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，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）。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，而未识其致误之由，且亦以湘君为女神，故特辨之。
造笔不始于蒙恬
冯鉴《事始》载：蒙恬造笔，蔡伦造纸。《学斋占毕》谓：恬乃秦人，而《诗》中已有彤管，乃女史所载之笔，又《传》谓史载笔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绝笔于获麟。《尚书·中候》云：元龟负图出，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。又《尔雅》及《说文》云：秦谓之笔，楚谓之律，吴谓之不聿，燕谓之弗，其来尚矣。孙膑诱庞涓，斫大树白而书之，当亦椽笔醮墨所书，若用刀刻，昏夜岂能辨识乎？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，非毫也，至蒙恬始用兔毫耳。不知《庄子》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，则以毫染墨明矣。庄子在恬之先，则非造于恬明矣。《韩非子·饰令篇》亦有三寸之管之语，韩非亦先于恬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蒙恬之为笔也，以柘木为管，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。亦非谓兔毫竹管也，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。或恬所造精于前人，遂独擅其名耳。至蔡伦造纸，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，谓伦及后汉人，而前汉《外戚传》赫蹄乃小纸也，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。然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古书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，缣贵而简重，不便于人，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，天下咸称蔡侯纸。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，《前汉书》所谓赫蹄小纸，盖亦缣帛所成，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。然则造纸实始于伦，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竹木在山林，未知所入，截竹为筒，破以为牒，加笔墨之迹，乃成文字；断木为椠，析之为板，刀如加削，乃成奏牍。按王充与蔡邕同时，已在伦之后，其时尚多用简牍，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。(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，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，故笔字本从竹。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。平西陲时，文书檄谕外夷，须用唐古特字，无能书者，惟降酋巴朗能之，乃令入军机处缮写。余见其所用笔，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，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。）
左右袒不始于周勃
《史记》：周勃入北军，令曰："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"此事实有所本。按《仪礼》凡吉凶事皆袒左，惟受刑袒右，本古制也。《左传》：吴阖庐之入楚也，使召陈怀公。怀公问欲与楚者右，欲与吴者左。事在周敬王十四年(亦见《说苑·善说篇》）。《战国策》：齐有一女，二家求之，母语女曰："欲东家则左袒，欲西家则右袒。"其女两袒，曰："欲东家食西家宿。"以东家富而丑，西家贫而美也。《史记》：周赧王三十六年，齐淖齿杀湣王，王孙贾入市呼曰："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。"市人从者四百人。又《汉书》：陈胜起兵，令其众袒右以示异。此皆在周勃之前。又《晋书》：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，率帐下兵直出曰："赵王反，佐淮南者左袒！"又是左袒者甚众。梁平侯景，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，元帝意不欲，乃大集文武曰："劝吾去者左袒。"于是左袒者过半。此又后世之踵事者。
牛耕不始于赵过
郑樵《通志》谓牛耕起于赵过。古者惟以牛服车，不用于耕。《书》曰：肇牵车牛远服贾。又曰：放牛于桃林之野，《易》曰：服牛乘马。《诗》曰：宛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皆以服车为言，否则用以祭祀。《周礼》牛人之职，供享牛、膳牛、犒牛、兵车之牛而已。否则如田单之纵火，齐王之衅钟而已，未闻以牛耕也。《月令》：季冬令民计耦耕事。《论语》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盖三代以上，皆两人并力发一耜，不闻用牛耕也。宋景文《笔记》亦云：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，而以王弼传《易》所云牛稼穑之资者，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。独王伯厚《困学纪闻》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，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。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？此论甚确。不特此也，《韩非子·外储篇》：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。又《史记》司马牛亦名耕，字子牛，《家语》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，黎、犁字古通，则尤是牛耕之明证。盖古时原有人耕、牛耕二法。《国语》耕籍之制，王耕一墢。韦昭注：一耜之墢也。王无耦，以一耜耜。《左传》：二五耦。杜预注亦云：二耜相耦，广一尺。共起一伐，言二人共垦，伤晋室也。此则人耕之说也。《月令》：耕籍之制，天子三推。若人耕，则安用推？此则牛耕之说也。《管子·形势篇》：神农教耕，生谷以致民利。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。《山海经》：稷之孙叔均始牛耕。《山海经》纵伪书，然《史记》已引之，则为汉武以前之书，而已有牛耕之说，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。王充《论衡》：舜葬苍梧，有象为之耕。其说虽荒幻，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。且《易》云：神农氏揉木为耒。《论衡》亦云：神农挠木为耒。耒乃牛耕之具，若人耕，安用揉挠之使曲乎？则以理推之，神农氏已用牛耕矣。景文、夹漈所引，盖本崔实《政论》。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以牛耕，遂以为确据。不知南北风俗不同，有用牛耕者，有不知用牛耕者，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，如后汉《王景传》百姓不知牛耕，景教以牛犁，由是垦辟倍多；又任延为九真守，亦以牛耕教民，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，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。赵过之以牛耕得名，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，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。且景文所云，亦未深考也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过能为代田，本古法也。后稷始甽田，以二耜为耦，广尺深尺曰圳，一亩三圳。岁代种之，用耜犁，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常倍他田。过使教田太常、三辅，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，学种法。民或苦少牛，亡以趋泽，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为丞，教民相与庸挽犁。据此，则二牛三人之法，本始于后稷，过第用其法以教人。其后牛不足，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，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，而非牛耕始于过也。景文、夹漈徒据崔实《政论》一语，遂以为据，而不复详考，亦太疏矣。至《诗》《书》所云牵车，服箱之类，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，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。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，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，必骇异以为无是理，而不知今云南、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，大河以北牛车更多。又如驴马之类，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，而北人兼用以耕。夹漈、景文之论，毋亦囿于一说矣。又《涌幢小品》谓：中国耕田必用牛，若铁齿耙土，乃东夷担罗国之法，今江南皆用之，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？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。
云台无来歙，凌烟阁无郭子仪（存目)
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
宫苑之中，列肆作屠沽之戏，世多知齐东昏侯事。《南史》：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，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市吏录事，又于埭上设店，坐而屠肉。民间谣云"阅武堂，种杨柳，至尊屠肉，潘妃酤酒"是也。然此戏不自东昏始。《通鉴》：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，使诸采女贩卖，更相盗窃争斗。帝着商贾服，从之宴饮为乐。《晋书》：太子遹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本屠家也，故太子好之。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，沽卖于水侧，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。《宋书·五行志》亦载此事，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。又宋营阳王未废时，亦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。是皆东昏以前事。
四声不始于沈约
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，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，独得胸臆，穷其妙旨，自谓入神之作。然《石林诗话》谓：魏、晋间虽未知声律，而陆云相谑之词"日下荀鸣鹤，云间陆士龙"，又与后世律诗无异，知此体出于自然，不待沈约而后创也。今按《隋经籍志》：晋有张谅撰《四声韵林》二十八卷，则四声实起晋人，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。《南史·陆厥传》云：沈约、谢朓、王融以文章相推，汝南周颙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，将平上去入四声，以之制韵，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。五字之中，音韵悉异，两句之内，角徵不同，谓之永明体。沈约作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后论之甚详。厥乃为书辨之，以为历代众贤，未必都闇此处也。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，即与约同时者，周颙有《四声谱》行于时，刘善经有《四声指归》一卷，夏侯永有《四声韵略》十三卷，王斌有《四声论》，皆齐、梁间人。又梁武问周捨曰："何谓四声？"捨曰："天子圣哲是也。"沙门重公谒梁武帝，帝问："在外有四声，何者为是？"重公应声曰："天保寺刹。"出以语刘孝绰，孝绰曰："何如道天子万福？"则约同时之人，明于此者，亦不止约一人，特约独取以成书，遂擅名耳。
《东斋记事》云：唐孙愐集诸家韵书作《唐韵》，而从前周颙《切韵》、沈约《四声谱》、夏侯咏《四声韵略》之类皆废。宋真宗时，陈彭年、晁迥、戚纶知条贡举事，取《字林韵略》、《字统》及《三苍》、《尔雅》等书为礼部韵，遂著为格。景祐中，贾昌朝言旧《韵略》多无训解，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，恐举人诗赋误用，乃诏丁度修《礼部韵略》，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，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。此《礼部韵略》之始末也。吴曾《漫录》又论度等修韵，既不得共始，徒屑屑于张希文、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。
纵囚不始于唐太宗
纵囚事，唐太宗最著。白乐天所咏"死囚四百来归狱"是也。然不自唐太宗始。……
湘君、湘夫人，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，如后世祀泰山府君、城隍神之类，必有一夫一妻，以及《蓼花洲闲录》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，而以之配伍子胥也。屈原《湘君篇》明言"望夫君兮未来"，夫君即指湘君也，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。下云"扬灵兮未极，女婵媛兮为余太息。"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，故姊媭为我太息，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，而姊规之，非指湘君为女也。《湘夫人篇》"帝子降兮北渚"，曰帝子者，犹云天帝之女，并未确指为尧女也。《天问篇》所述舜、禹、夷羿等事，铺张最多，若以湘君、湘夫人为尧女，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。乃两篇中并无一字，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。《山海经》云：洞庭之山，帝之二女居之。其曰帝女，亦谓天帝之女，并未指为尧女也。曰居之，亦谓帝女子所居，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。《山海经》所附会舜事甚多，如苍梧之山，帝舜葬于阳，宋丹朱葬于阴；又苍梧之山，舜与叔均之所葬；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，必又有几许铺缀，而其书并无一字，则《山海经》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。自王叔师注《楚词》湘君、湘夫人，谓尧二女娥皇、女英妻于舜，舜往征有苗，二女从而不返，道死于沅、湘之间，因而张华《博物志》等书皆承此说，湘君、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(按《博物志》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，不言湘君也）。叔师之说，盖本于《史记》秦始皇浮江至湘山，大风不得渡，问博士曰："湘君何神？"对曰："尧之二女为舜妃，死而葬。"此叔师所由误也(郭璞引《河图玉版》亦同此说）。而博士之说，盖又本《檀弓》"舜葬于苍梧之野，三妃未之从"之语，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，为湘山之神。此又博士所由误也。殊不知《檀弓》所云，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，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，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，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。况《檀弓》言三妃，而此以二妃当之，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(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：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，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）。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，而未识其致误之由，且亦以湘君为女神，故特辨之。
造笔不始于蒙恬
冯鉴《事始》载：蒙恬造笔，蔡伦造纸。《学斋占毕》谓：恬乃秦人，而《诗》中已有彤管，乃女史所载之笔，又《传》谓史载笔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绝笔于获麟。《尚书·中候》云：元龟负图出，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。又《尔雅》及《说文》云：秦谓之笔，楚谓之律，吴谓之不聿，燕谓之弗，其来尚矣。孙膑诱庞涓，斫大树白而书之，当亦椽笔醮墨所书，若用刀刻，昏夜岂能辨识乎？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，非毫也，至蒙恬始用兔毫耳。不知《庄子》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，则以毫染墨明矣。庄子在恬之先，则非造于恬明矣。《韩非子·饰令篇》亦有三寸之管之语，韩非亦先于恬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蒙恬之为笔也，以柘木为管，鹿毛为柱，羊毛为被。亦非谓兔毫竹管也，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。或恬所造精于前人，遂独擅其名耳。至蔡伦造纸，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，谓伦及后汉人，而前汉《外戚传》赫蹄乃小纸也，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。然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古书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，缣贵而简重，不便于人，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，天下咸称蔡侯纸。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，《前汉书》所谓赫蹄小纸，盖亦缣帛所成，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。然则造纸实始于伦，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竹木在山林，未知所入，截竹为筒，破以为牒，加笔墨之迹，乃成文字；断木为椠，析之为板，刀如加削，乃成奏牍。按王充与蔡邕同时，已在伦之后，其时尚多用简牍，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。(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，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，故笔字本从竹。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。平西陲时，文书檄谕外夷，须用唐古特字，无能书者，惟降酋巴朗能之，乃令入军机处缮写。余见其所用笔，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，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。）
左右袒不始于周勃
《史记》：周勃入北军，令曰："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"此事实有所本。按《仪礼》凡吉凶事皆袒左，惟受刑袒右，本古制也。《左传》：吴阖庐之入楚也，使召陈怀公。怀公问欲与楚者右，欲与吴者左。事在周敬王十四年(亦见《说苑·善说篇》）。《战国策》：齐有一女，二家求之，母语女曰："欲东家则左袒，欲西家则右袒。"其女两袒，曰："欲东家食西家宿。"以东家富而丑，西家贫而美也。《史记》：周赧王三十六年，齐淖齿杀湣王，王孙贾入市呼曰："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。"市人从者四百人。又《汉书》：陈胜起兵，令其众袒右以示异。此皆在周勃之前。又《晋书》：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，率帐下兵直出曰："赵王反，佐淮南者左袒！"又是左袒者甚众。梁平侯景，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，元帝意不欲，乃大集文武曰："劝吾去者左袒。"于是左袒者过半。此又后世之踵事者。
牛耕不始于赵过
郑樵《通志》谓牛耕起于赵过。古者惟以牛服车，不用于耕。《书》曰：肇牵车牛远服贾。又曰：放牛于桃林之野，《易》曰：服牛乘马。《诗》曰：宛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皆以服车为言，否则用以祭祀。《周礼》牛人之职，供享牛、膳牛、犒牛、兵车之牛而已。否则如田单之纵火，齐王之衅钟而已，未闻以牛耕也。《月令》：季冬令民计耦耕事。《论语》长沮、桀溺耦而耕。盖三代以上，皆两人并力发一耜，不闻用牛耕也。宋景文《笔记》亦云：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，而以王弼传《易》所云牛稼穑之资者，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。独王伯厚《困学纪闻》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，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。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？此论甚确。不特此也，《韩非子·外储篇》：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。又《史记》司马牛亦名耕，字子牛，《家语》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，黎、犁字古通，则尤是牛耕之明证。盖古时原有人耕、牛耕二法。《国语》耕籍之制，王耕一墢。韦昭注：一耜之墢也。王无耦，以一耜耜。《左传》：二五耦。杜预注亦云：二耜相耦，广一尺。共起一伐，言二人共垦，伤晋室也。此则人耕之说也。《月令》：耕籍之制，天子三推。若人耕，则安用推？此则牛耕之说也。《管子·形势篇》：神农教耕，生谷以致民利。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。《山海经》：稷之孙叔均始牛耕。《山海经》纵伪书，然《史记》已引之，则为汉武以前之书，而已有牛耕之说，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。王充《论衡》：舜葬苍梧，有象为之耕。其说虽荒幻，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。且《易》云：神农氏揉木为耒。《论衡》亦云：神农挠木为耒。耒乃牛耕之具，若人耕，安用揉挠之使曲乎？则以理推之，神农氏已用牛耕矣。景文、夹漈所引，盖本崔实《政论》。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以牛耕，遂以为确据。不知南北风俗不同，有用牛耕者，有不知用牛耕者，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，如后汉《王景传》百姓不知牛耕，景教以牛犁，由是垦辟倍多；又任延为九真守，亦以牛耕教民，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，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。赵过之以牛耕得名，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，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。且景文所云，亦未深考也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过能为代田，本古法也。后稷始甽田，以二耜为耦，广尺深尺曰圳，一亩三圳。岁代种之，用耜犁，二牛三人，一岁之收常倍他田。过使教田太常、三辅，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，学种法。民或苦少牛，亡以趋泽，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。过奏光为丞，教民相与庸挽犁。据此，则二牛三人之法，本始于后稷，过第用其法以教人。其后牛不足，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，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，而非牛耕始于过也。景文、夹漈徒据崔实《政论》一语，遂以为据，而不复详考，亦太疏矣。至《诗》《书》所云牵车，服箱之类，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，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。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，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，必骇异以为无是理，而不知今云南、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，大河以北牛车更多。又如驴马之类，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，而北人兼用以耕。夹漈、景文之论，毋亦囿于一说矣。又《涌幢小品》谓：中国耕田必用牛，若铁齿耙土，乃东夷担罗国之法，今江南皆用之，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？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。
云台无来歙，凌烟阁无郭子仪（存目)
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
宫苑之中，列肆作屠沽之戏，世多知齐东昏侯事。《南史》：东昏于苑中立大店肆，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市吏录事，又于埭上设店，坐而屠肉。民间谣云"阅武堂，种杨柳，至尊屠肉，潘妃酤酒"是也。然此戏不自东昏始。《通鉴》：汉灵帝作列肆于后宫，使诸采女贩卖，更相盗窃争斗。帝着商贾服，从之宴饮为乐。《晋书》：太子遹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本屠家也，故太子好之。又会稽王道子使宫人为酒肆，沽卖于水侧，与亲昵乘船就饮以为乐。《宋书·五行志》亦载此事，并谓道子身自贸易于其中。又宋营阳王未废时，亦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。是皆东昏以前事。
四声不始于沈约
沈约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，为在昔词以人累千岁而不悟，独得胸臆，穷其妙旨，自谓入神之作。然《石林诗话》谓：魏、晋间虽未知声律，而陆云相谑之词"日下荀鸣鹤，云间陆士龙"，又与后世律诗无异，知此体出于自然，不待沈约而后创也。今按《隋经籍志》：晋有张谅撰《四声韵林》二十八卷，则四声实起晋人，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。《南史·陆厥传》云：沈约、谢朓、王融以文章相推，汝南周颙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，将平上去入四声，以之制韵，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。五字之中，音韵悉异，两句之内，角徵不同，谓之永明体。沈约作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后论之甚详。厥乃为书辨之，以为历代众贤，未必都闇此处也。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，即与约同时者，周颙有《四声谱》行于时，刘善经有《四声指归》一卷，夏侯永有《四声韵略》十三卷，王斌有《四声论》，皆齐、梁间人。又梁武问周捨曰："何谓四声？"捨曰："天子圣哲是也。"沙门重公谒梁武帝，帝问："在外有四声，何者为是？"重公应声曰："天保寺刹。"出以语刘孝绰，孝绰曰："何如道天子万福？"则约同时之人，明于此者，亦不止约一人，特约独取以成书，遂擅名耳。
《东斋记事》云：唐孙愐集诸家韵书作《唐韵》，而从前周颙《切韵》、沈约《四声谱》、夏侯咏《四声韵略》之类皆废。宋真宗时，陈彭年、晁迥、戚纶知条贡举事，取《字林韵略》、《字统》及《三苍》、《尔雅》等书为礼部韵，遂著为格。景祐中，贾昌朝言旧《韵略》多无训解，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，恐举人诗赋误用，乃诏丁度修《礼部韵略》，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，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。此《礼部韵略》之始末也。吴曾《漫录》又论度等修韵，既不得共始，徒屑屑于张希文、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。
纵囚不始于唐太宗
纵囚事，唐太宗最著。白乐天所咏"死囚四百来归狱"是也。然不自唐太宗始。……
卷二十
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
《唐书》：杨贵妃好荔枝，南海岁贡荔枝，飞驰以进。然方暑而熟，经宿辄败。此贡荔枝故事也。按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：旧南海献龙眼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死者继路。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，乃诏罢之。则贡荔枝不自唐始矣。《金世宗纪》：上谓宰臣曰："朕尝欲得新荔枝，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。顷因谏官黄久约言，始知之。"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。然荔枝出闽、粤、蜀三处，金时皆无其地，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？
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
五日一朝，今人皆用裴度故事，其实非始于度也。……
《唐书》：杨贵妃好荔枝，南海岁贡荔枝，飞驰以进。然方暑而熟，经宿辄败。此贡荔枝故事也。按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：旧南海献龙眼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死者继路。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，乃诏罢之。则贡荔枝不自唐始矣。《金世宗纪》：上谓宰臣曰："朕尝欲得新荔枝，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。顷因谏官黄久约言，始知之。"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。然荔枝出闽、粤、蜀三处，金时皆无其地，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？
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
五日一朝，今人皆用裴度故事，其实非始于度也。……
牛、李非李德裕
唐时牛、李之党，论者皆谓牛僧孺、李德裕互相仇怨，各植私党也。然《唐书》传赞云：僧孺、宗闵既当国，排击所憎，权震天下，人指曰"牛李"。则当时所云牛、李，乃谓牛僧孺及李宗闵，而非德裕也。《李德裕传》：始李吉甫为相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对策，痛底当路，吉甫诉于上，考官皆得罪。德裕则吉甫子也，宗闵、僧孺之怨德裕始此。《李宗闵传》：钱徽知贡举，宗闵托所亲于徽。德裕白上，以为今年取士不公，宗闵坐贬，由是嫌忌益深。是犹第李与李相怨耳。及裴度荐德裕可相，而宗闵先已当国，虑德裕继入，遂引僧孺同秉政。由是僧孺德宗闵而与德裕为难，是僧孺之仇德裕，本由于附宗闵，此即所谓牛、李者也。《杨汝士传》：汝士为虞卿弟，牛、李待之甚厚。益可见牛、李之李乃宗闵，而非德裕矣。若以李为德裕，则僧孺、德裕方相仇，乃又俱善待汝士乎？《通鉴》：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，八年不迁，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为相，由是牛、李之怨愈深。此李又指逢吉，然亦谓德裕之怨逢吉、僧孺也。
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
金莲烛送归院，始于唐令孤綯。《唐书》：綯入翰林为学生士承旨，夜对禁中，烛尽，宣宗以乘舆金莲炬送还。院吏望见，以为天子，及綯至皆惊。此唐故事也。今世所传词林美谈，皆指苏子瞻耳。不知宋时金莲烛故事共有六人：王钦若、王禹玉、晁迥、郑獬、苏轼、史浩也。《钱氏私志》：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中秋夕，上召至小殿，对设二位，用宾主礼，不令拜舞。宴罢，令宫嫔各以领巾裙带乞诗。上令诸嫔各取头上珠花为润笔，纳其袖中。宴罢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。王禹玉为学士，被召至内东门小殿。晚深，赐台烛双引归院。《宋史》：晁迥常夜召对，帝命内侍持烛送归院。方盛暑，为蠲宿直令。又神宗召郑獬夕对内东门，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、赵抃参政事三制，赐双烛送归舍人院，外廷无知者。子瞻为学士，夜忽召入内东门小殿。宣仁问曰："内翰前年为何官？"曰："汝州团练使。""今为何官？"曰："备员翰林学士。"曰："何以至此？"曰："遭遇陛下。"曰："不关老身事。"曰："必出自官家。"曰："亦不关官家事。"曰："然则大臣论荐耶？"曰："亦不关大臣论荐。"子瞻惊曰："臣虽无状，不敢由他途进。"曰："此乃先帝意也。先帝当饮食而停箸，看卿文字，必叹曰：'奇才奇才！'但未进用而上仙耳。"子瞻哭失声。已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。《玉堂杂记》云：孝宗尝宣召侍读史浩，锡宴澄碧殿，暮以金莲烛送至玉堂直庐。上命浩作诗叙此会，浩乃进古诗三十韵，上御制和之，又命周必大继和，必大亦和以进。
曹彬、伯颜不妄杀人之非
世传宋曹彬、元伯颜俱下江南，俱不妄杀人。然《梅涧诗话》载曹景建《金陵乐官山诗序》云：南唐初下，诸将置酒高会，乐人大恸，杀之，聚瘗此山，因得名。诗云：城破辕门宴赏频，伶伦执乐泪沾巾。骈头就戮缘家国，愧死南朝结绶人。而伯颜之攻常州也，役城外居民运土填堑，土至，并人筑之。又杀民煎膏取油作炮，号人油炮，焚城上杈牌，及城破，又尽屠之，惟七人伏桥坎得免。事见《续通鉴纲目》及府志。则二将亦未尝不妄杀人也。
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
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，人皆知之。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。《宋史》：赵瞻对神宗云："青苗法，唐行之于季世。"范镇亦言："唐季之制不足法。"按《通鉴》：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，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。此青苗之始也。……是唐所谓青苗钱，并与宋制不同。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，唐直计亩加税耳。则安石虽沿其名，而尚异其实也。按唐时长安、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，配纳各户，收其息以供杂费。宋之青苗钱，正唐杂税钱之法耳。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，而一岁凡两收，两收则其息已加四。又有司约中熟为价，令民偿必以钱，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，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，此所以病民也。
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
世谓秦桧私通于金，力主和议，自是实事，然《岳飞传》谓兀术以书与桧曰："汝日以和请，而飞方主用兵，不杀飞，和议不可成。"此则《金陀粹编》等书附会之词。其实桧所私结者，挞懒而非兀术也。……《金史·郦琼传》：宗弼(即兀术）谋再伐江南，与郦琼议。琼曰："秦桧老儒，亡国之大夫，仅仅自守。吾以大军临之，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。"据此，益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，而《宋史》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。通挞懒，通兀术，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，特以读书论世，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。至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，桧之主和，未为失计，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，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，而徒为迂论。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，裒集伤残，仅仅自保，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，即使专任韩、岳，一切听其所为，能必其克复旧疆、迎还故主乎？使桧果以靖国为心，委曲成事，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，犹愈于竭国力以冀倖于不可知。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！惟其心迹奸险，欲藉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。幸而母后虽归，故疆终失，尚且据为己功，至劫持人主，诛锄善类，流毒遍天下。倘挞懒不诛，竟如初议，存殁俱还，境土得复，则外恃强援之力，内诩再造之功，更不知当作何挟制，尽揽威福，怀无上而觊非常，皆事之所必有。观于献谀者，或疏请加九锡，或赋秦城王气诗，桧皆偃然当之不为怪，则大奸稔恶之处心灼然可见。而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，转为末减矣。吾故揭而论之，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。
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
南宋和议主于秦桧，人皆知之。宋《何铸传》：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，而难于自己发，故纵秦桧航海南归，密有成约。是以桧既用，即有南人归南、北人归北之语，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，不可谓非桧之功也。抑知其事虽成于桧，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，事见谢枋得《上留丞相书》，谓忠宣拘于燕山，室撚敬其人，一日问之曰："天下何时太平？"忠宣曰："息兵养民，则太平。"又曰"何如则息兵养民？"忠宣读《孟子》"诸侯将救燕章"曰："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"又诵《孟子》"乐天畏天章"以喻之。室扌然喜曰："吾计决矣！"乃密授意于桧，使之南还，于是和议成。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，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，非桧之功，乃忠宣之力也。据此，则和议之说，本发其机于忠宣，桧特从后成之，攘为己功耳。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。按《陈与义传》：赵鼎言于高宗曰："人多谓中原可复，宣便进兵，恐他日咎今时失策。"上曰："今梓宫、太后、渊圣皆在彼，若不议和，断无可还之理。"与义曰："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？不成，则用兵必不免。"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，忠宣之发其端，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。
杨桓《传国玺考》之误
传国玺始末见于《辍耕录》载元御史中丞崔彧所记。至元三十一年，世祖既崩，将迎皇太孙即位。适有国王速脱真以玉出售，彧与御史杨桓见之，知其为秦玺也，遂献之，桓并考其始末曰：楚以卞和所献之璞琢成璧后，求昏于赵，以纳聘焉。秦昭王请以十城易之而不获。始皇并六国始得之，命李斯篆其文。玉工孙寿刻之(卫宏曰：秦玺，蓝田玉所刻，文曰"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"。《太平御览》亦以为蓝田玉所刻）。二世子婴奉玺降汉，汉祖即位，服其玺，因世传之，谓之传国玺。后王莽篡位，玺在长乐宫王太后所，莽使安阳侯王舜迫取之。太后怒，投玺于地，玺遂归莽。及莽败，商人杜吴杀莽，不知取玺，校尉公宾得玺，献于更始。赤眉杀更始，立盆子。盆子降光武，玺归光武。献帝时，董卓作乱，掌玺者投于井。孙坚讨卓，得于井中。袁术夺于坚之妻。术死，荆州刺史徐璆闻帝在许昌，以玺送之。帝逊位，玺归魏。常道乡公禅，玺又归晋。怀帝遇刘聪之害，玺归聪。聪死，归曜。曜为石勒所灭，玺入于勒。勒灭，入于冉闵。闵败，其将蒋干得之。晋征西将军谢尚购得之，以还东晋。自后宋、齐、梁、陈皆相传。及隋灭陈，玺入于隋。隋亡后，萧后与太子正道并玺并入于突厥。唐太宗以宝玺未获，乃自刻玉曰："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。"贞观四年，萧后与正道奉玺归，乃复入于唐。朱温篡唐，玺入于温。庄宗定乱，玺入于后唐。及废帝从珂自焚，玺遂不知所在。至宋哲宗时，咸阳民段义献玉玺(按此玺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，是秦蓝田玉，其篆法真李斯所为，乃定为真秦玺）。及徽宗为金所虏，宝玺皆入于金，共玺一十有四，内青玉传国玺一，其色正与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，知宋之南迁二百年无此宝玺也。今适当皇太孙将正位之时，而此玺应期而出，实为符瑞云。桓之论如此。……盖历代各有，制造不同，传闻亦异。……可见古来所刻传国玺不一，不得以玺文偶与斯篆合，遂指为真秦玺。拾得家所出，盖亦后代续刻之物耳。……(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，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，盖风尚如此。）
明末阉党有殉难者
明天启中，附魏阉者固皆小人，然其后亦有死国难者。……而东林中亦有光时亨者从贼，为马士英、阮大铖所劾。……以上皆见《明史》。
明人演戏多扮近事
明人演戏，多有用本朝事者。《明史》：魏忠贤党石三畏赴戚畹宴，既醉，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。忠贤闻之大怒，遂削籍归。王阮亭《香祖笔记》又载姚叔详言：海盐有优儿金凤，以色幸于严东楼，非金则寝食勿甘。严氏败后，金既衰老，而《鸣凤记传奇》盛行。于是金复傅粉涂墨，扮东楼焉。此又明人演戏不讳本朝事之明证也。又余澹心《板桥杂志》：马湘兰负盛名，与王伯穀为文字饮。郑应尼落第来游，湘颇不礼。应尼乃作《白练裙杂剧》，极其嘲谑，召湘兰观之。则并演其人而即使其人见之矣。
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
明之司礼监，盖即唐中叶以后之枢密院。枢密院本宦者为之，凡宰相面奏得旨，则退而授中书舍人撰拟，或帝旨竟下学士院撰词者，学士不皆面奉旨，则枢密院宦官粗写事目送学士作诏，此唐制也。王西庄谓朱梁、后唐始以朝臣为枢密使，其实不然，唐昭宗时宦官尽诛，即以蒋元晖为之，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。……可见内阁撰诏旨，必由中官先写事目送阁也。盖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，有所发诏命，则写大意付阅撰拟。其始当是御笔自书，后遂令司礼监秉笔者代书，正唐时枢密使之职也。
正月元日
岁首为正月固也，然亦有以建巳之月为正月者。《诗》"正月繁霜"，注谓夏之四月。《左传》庄二十五年"正月之朔"，杜注亦谓夏之四月，周之六月，建阳之月也。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戊朔，日食。昭子欲用币伐鼓，平子止之曰："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币，其馀则否。"太史曰："在此月也"。注：太史谓在此月者，正谓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。盖夏之四月，正阳之月，平子亦以岁首为正月，而不知正阳之月为正月也。《月令》"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"，所谓元日，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，非岁初第一日。
明月、去月
次年曰明年，次日曰明日，而次月未有称明月者。《左传》：郑人相惊，以伯有为厉。齐平燕之月，公孙段卒，国人愈惧。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。然则次月亦可称明月矣。隔岁曰去岁，月之前一月未有称去月者。《北史》：萧吉奏隋文帝曰："去月十六日，皇后陵前有黑云起。"是前月亦可称去月。
上巳、端午、除夜
《韩诗》：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采兰水上，祓除不祥。盖用三月中第一巳日，如上辛、上丁之类也。《后汉书》：上巳，官民皆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。则犹用巳日，后乃但以三月三日为上巳，误也(沈约《宋书》以为自魏始）。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。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以五月丙午遣太尉，又《论衡》曰：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。是午节宜用午日或丙日，后世专用五日，亦误。按《周官》"涿壶氏午贯象齿"，郑注：午：故书为五。然则午、五本通用。唐明皇八月五日生，宋璟表亦云：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犹以午为五也。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，盖午、五相通之误。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：《太平广记》有《卢质传》云：是夕冬至除夜。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。陈师锡《家享仪》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。盖住与除同音，闽音同耳。
竞渡、乞巧、登高
竞渡不独午日也。……
岁首为正月固也，然亦有以建巳之月为正月者。《诗》"正月繁霜"，注谓夏之四月。《左传》庄二十五年"正月之朔"，杜注亦谓夏之四月，周之六月，建阳之月也。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戊朔，日食。昭子欲用币伐鼓，平子止之曰："惟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币，其馀则否。"太史曰："在此月也"。注：太史谓在此月者，正谓此六月乃即是正月也。盖夏之四月，正阳之月，平子亦以岁首为正月，而不知正阳之月为正月也。《月令》"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"，所谓元日，亦是正月中上辛之日，非岁初第一日。
明月、去月
次年曰明年，次日曰明日，而次月未有称明月者。《左传》：郑人相惊，以伯有为厉。齐平燕之月，公孙段卒，国人愈惧。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。然则次月亦可称明月矣。隔岁曰去岁，月之前一月未有称去月者。《北史》：萧吉奏隋文帝曰："去月十六日，皇后陵前有黑云起。"是前月亦可称去月。
上巳、端午、除夜
《韩诗》：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采兰水上，祓除不祥。盖用三月中第一巳日，如上辛、上丁之类也。《后汉书》：上巳，官民皆于东流水上祓除宿垢。则犹用巳日，后乃但以三月三日为上巳，误也(沈约《宋书》以为自魏始）。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。《后汉书·郎顗传》以五月丙午遣太尉，又《论衡》曰：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。是午节宜用午日或丙日，后世专用五日，亦误。按《周官》"涿壶氏午贯象齿"，郑注：午：故书为五。然则午、五本通用。唐明皇八月五日生，宋璟表亦云：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犹以午为五也。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，盖午、五相通之误。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：《太平广记》有《卢质传》云：是夕冬至除夜。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。陈师锡《家享仪》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。盖住与除同音，闽音同耳。
竞渡、乞巧、登高
竞渡不独午日也。……
乞巧不独七夕也。《续博物志》：山东风俗，正月取五姓女，年十馀岁，共卧一榻，覆之以衾，以箕扇之。良久如梦寐，或欲刺文绣，事笔砚，理管弦。俄顷乃寤。谓之扇天卜以乞巧。《下黄私记》：八、九月中，月轮外轻云时有五色，下黄人每值此，则急呼女子持针线，小儿持纸笔，向月拜之，谓之乞巧。是五月及八、九月皆乞巧矣。
登高不独九日也。《昌黎集》有《人日城南登高》诗。《隋书·元胄传》文帝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，驰诏召胄，谓曰："公与外人登高，不如就朕。"是人日及上元日皆登高矣。
又杨用修云：古有春禊、秋禊。"浴乎沂"注云：上巳祓除，王右军兰亭修禊，此春禊也。刘桢《鲁都赋》曰："素秋二七，天汉指隅。人胥祓禳，国子水嬉。"此用七月十四日，指秋禊也。则七月亦修禊矣。
古兵器不皆用铁
《越绝书》：赤堇之山破而出锡，若耶之谷涸而出铜。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。《山海经》：昆吾之山，上多赤铜。郭璞注谓以之作刀，切玉如泥。周穆王时犬戎献之。即《尸子》所谓昆吾之剑也。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，即所谓干将者，亦非铁也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贾谊言：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。《韩延寿传》：为东郡太守，取官铜物，候月蚀，铸作刀剑钩镡。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国，不知铸铁器，及汉亡卒降，始教铸作兵器，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，不用为币。又《难兜传》云：有银铜铁作兵。此可见古时兵器不尽用铁，至汉时外国犹然。(《魏书》：崔鉴为东徐州刺史，治铜为农器。是农具亦用铜矣。）
斋戒不忌食肉
《论语》"斋必变食"，孔安国注但谓改常馔，而不言不饮酒，不茹荤。惟《庄子·人间世篇》：颜回曰："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，可以谓斋乎？"子曰："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"朱子注《论语》盖本此。然古人所谓荤，乃菜之有辛臭者，斋则忌之，即所谓变食，而非鱼肉也。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。《玉藻》：子卯日稷食菜羹，此忌日之去酒肉也。《丧大记》：期终丧不食肉，不饮酒。《檀弓》：丧有疾食肉饮酒。谓居丧有疾病者，其无病则戒酒肉可知。此居丧之去酒肉也。而斋戒去酒肉无明文，惟《国语》耕籍之前五日，王入斋官〔宫〕，淳濯饮醴。注：沐浴饮醴酒也。盖平时饮酒，斋则饮醴，即所谓变食也。以醴代酒，记者尚特详之，若斋必去肉，何以不兼言及之乎？又《荀子》及《家语》皆云：端衣玄裳，冕而垂轩，则志不在于食焄；斩衰菅菲，杖而歠粥，则志不在酒肉。注：端衣玄裳，斋服也；焄即荤，辛菜也。斋服则不食荤，居丧则不食酒肉，别言之，尤可见荤之非肉，而斋戒但忌荤不忌肉，尤其明证也。程、苏二公当致斋日，厨人禀造食荤素，程令办素，苏令办荤。戴埴《鼠璞》引此事，谓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。盖以古制辛菜及鱼肉本是二项，后人混而一之，通谓之荤，即苏公亦第循斋戒不忌酒肉之制，而以鱼肉为荤，则仍沿时俗之称而不改也。(袁文记黄山谷在宜州，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，遂不免食荤。则宋人以腥血为荤，亦不特程、苏二公。）然古来以鱼肉为荤，而斋戒兼忌之，史传虽不著起于何时，而其来已久。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：云：素食是无肉之食。则固以肉与素对言。唐制更有正、五、九月斋戒，特禁屠宰之例，白香山《闰九日》诗："自从九月持斋戒，不醉重阳十五年。"此斋戒之忌酒也。韦苏州诗："鲜肥属时禁，蔬果幸见尝。"此斋戒之忌肉也。是唐时斋戒已禁酒肉也。《南史》谢弘微以兄曜卒，除服犹不〈日敢〉鱼肉。《梁书》：武帝奉佛戒，不食鱼肉，惟菜羹粝饭。刘勰并请二郊、农社亦从七庙之制，不用牺牲，但供蔬果。诏从之。郊、庙尚不用腥血，致斋者可知，是梁时斋戒已禁鱼肉也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每逢水旱，莽辄素食。太后诏曰："今秋幸熟，公宜以时食肉。"则肉与素食对言，汉时已如此。斋戒之忌酒肉，其即起于汉时欤？
按《礼记·玉藻》：膳于君有荤桃茢。注：荤者，姜及辛菜也。《仪礼·士相见礼》：侍坐膳荤。注：荤，辛物，食之止卧。《荀子·哀公篇》注亦云：荤，葱薤也。徐铉《说文注》：荤，臭菜，谓芸台、椿、韭、葱、蒜、阿魏之属，方术家所禁，气不洁也。《尔雅翼》：西方以大蒜〔按：此处漏"小蒜"〕兴渠、慈蒜、茖葱为五荤，道家以韭、蒜、芸台、胡荽、薤为五荤。是诸书所谓荤，皆不指腥血。然《管子·轻重篇》：黄帝钻燧生火，以熟荤臊。荤与臊连言，则荤似即臊之类。按《史记》獯粥字作荤粥，獯粥之号本以其专食羶〈羊各〉而名之，而荤、獯同音，史迁既已通用，后人遂以辛菜之荤与血肉之獯混而为一，故忌辛兼忌肉耳。至东坡剖桃核琉璜因著论欲断薰血。袁文谓其用薰字不可解，则未知荤与獯、薰、焄本同音，可通用也。
尚左尚右
尚左、尚右，诸家之说纷纷。《老子·经武章》云：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又云：凶事尚右。按此事、兵事之尚右，尚有明证。《檀弓》：孔子拱而尚右，二三子皆尚右。孔子曰："我则有姊之丧故也。"此凶事之尚右也。《左传》：楚庄王乘左广以遂晋师，见右广，将从之乘(右广本王所乘），屈荡止之曰："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终。"自是楚之乘广尚左，则以偶然王乘左广得胜，遂改从尚左，可见平时用兵亦已尚右也。(按桓八年楚子伐随，随季梁曰："楚人尚左，君必左。"是楚兵事先亦尚左，后乃改尚右。）此戎事尚右之证也。戎事、凶事既尚右，则非戎事、兵事自当尚左。《诗》《书》所载，凡言左与右，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，则左先于右可知。《觐礼》：诸侯朝于天子，同姓西面北上，异姓东面北上，若论异姓为后之义，则朝仪固尚左。《檀弓》二三子因孔子有姊丧之言，遂改而尚左。则平时本亦尚左，此明证也。惟《乡饮酒礼》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。所谓宾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，主东南取产物以养人，此则别有取义。而后人习见夫宾位居右，以为尊敬，遂凡事皆尚右。《左传》：晋士蒍曰："分土而封之，是左之也。"王叔与伯舆争政，王右伯舆。《国策》：赵王以蔺相如为卿，位廉颇右。颇曰："相如徒以口舌，位在我上，我必杀之。"苏代谓魏王曰："公孙衍将右韩而左魏，田文将右齐而左魏。"《说苑·君道篇》：郭隗曰："君将东面以求臣，则厮役之材至；西面以求臣，则朋友之材至。"此皆战国尚右之明证也。(信陵君从车骑，虚左自迎侯生，此则车中之制，与他处不同。《礼记》：乘君之乘车，不敢旷左。注谓车上御者在右，所以便作事，而君则在左，故乘车尊左也。）《史记》：鸿门之宴，项王东向坐。韩信得广武君，东向而师尊之。则秦时亦尚右。汉承秦制，亦以右为尊。《史记》：陈平愿以右丞相让周勃，帝乃以勃为右丞相，位次第一，平为左丞相，位次第二。武安侯召客，自坐东向，以为汉相尊，当然。灌夫遇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，在己之左者则敬之。《汉书》：黄霸初以入谷为吏，冯翊以其入财得官，不署右职。颜师古曰：右职，高职也。其有得罪下迁者，则曰左迁。《史记》：韩王信谓汉王曰："项王王诸将善地，而王独远居，是左迁也。"《汉书》：高祖欲以周昌为赵相，昌不肯。高祖曰："吾极知其左迁。"又《诸侯王表序》云：武帝有衡山、淮南之谋，乃作左官之令。服虔曰：仕于侯国者曰左官，以不得仕于王朝也。是两汉尊右卑左，久为定制。至汉以后，改从尚左，则不知于何时。《梁书》：天监六年诏曰：近代元日朝毕，次会群臣，就西壁下东向坐。求之古义，王者宴万国，惟应南面，何更居东面？于是御座南向，以西方为上，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，尚书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。是梁时虽正南面之位，而殿廷宴会诸臣犹以西为上。然《南史》：宋元嘉六年，以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。《北史》：齐天统三年，以段韶为左丞相，贺拔仁为右丞相。武平二年，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。皆以左序为右之先，则六朝时官序已皆尚左。而天监会宴群臣，仍以西为上者，盖专属宴会坐次耳。大抵三代以上，朝班官序本皆尚左，惟宴饮之事沿乡饮酒礼，以右为尊。其后相习为常，遂一概尚右。至六朝官序已上左，而宴席犹尚右也。唐时朝制尚左，尤有明证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其于"左迁"则曰：是时尊右卑左，故谓贬秩为左迁。其于"左官之令"则曰：汉依古制，朝廷之例，以右为尊，故谓降秩为左。师古系唐人，而谓尊右是汉制，可见唐时一切皆尚左。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钦圣向太后居宁寿宫。后辞曰："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，失上下之礼？"遂居隆祐宫。戴埴《鼠璞》亦云：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，左右丞相、左右丞、左右司谏，皆不以右为尊，而独以右文为秘省殿名，何也？此又宋以来尚左之可考者。至有元一代之礼，则皆尚右。《元史》：或荐赵世延参知政事，仁宗曰："世延诚可用，然雍古氏非汉人，其署宜居右。"遂以阿散为右丞相，世延参知政事。文宗以燕帖木儿有大功，欲独相以宠异之，乃以为右丞相，罢左丞相不设。搠思监先为中书左丞相，寻进右丞相。是元时以右为尊也。今之尚左，则自明太祖始。太祖称吴王时犹沿元制尚右，以李善长为右相国，徐达为左相国。及灭张士城后，始改礼仪尚左，乃以善长为左相国，徐达为右相国。黄瑜《双槐岁抄》云：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。
万岁
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。《吕氏春秋》：宋康王为长夜之饮，室中人呼万岁，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国中皆应之。……《唐书》：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："大唐天子万岁！回纥可汗万岁！两国将相亦万岁！"《通鉴》：唐末王绪诛杀将校，人人自危，王潮伏壮士擒之，军士皆呼万岁。此皆上下庆贺之通称也。……《后汉书》有广宗殇王名万岁。《北史》后周时有李远，字万岁。隋时有史万岁。《唐书》颜真卿守平原时，有将刁万岁。可见此字上下可以通称，若专属至尊之称，敦敢以之为字名者，然专以此为至尊之称，亦有所自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单于来朝，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，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似已属君上之称。《后汉书·韩棱传》：窦宪破匈奴还，尚书以下欲拜之，称万岁。棱正色曰："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！"则汉时已属至尊之专称矣。……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，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，犹俗所云万福、万幸之类耳。因殿陛之间用之，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。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，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，久之，遂莫敢用也。(庄绰《鸡肋编》：广南岁除爆竹，军民环聚大呼万岁，尤属可属可骇。是宋时久已为君上之称，故以此为可骇。）邵二泉《学史》谓：自嵩呼闻于汉，而万岁云者遂为祝君之词，一人之外，其谁敢干之哉！此二泉亦不知万岁二字，历汉、唐尚为通称也。按《续文献通考》元时朝仪犹有舞蹈呼万岁之制。《明史》：万安于宪宗御殿时，诸臣奏事未毕，安遽顾首呼万岁欲出，诸臣不得已皆退。中官戏朝士曰："若辈尝言不召见，及见，止知呼万岁耳。"是前朝臣子见君犹有呼万岁之礼。今宫廷尚有万岁之称，而朝贺则无舞蹈三呼，盖至敬无文，不事虚礼也。
衙门
衙门本牙门之讹。《周礼》谓之旌门。郑氏"司常"注所云，巡狩兵车之会，皆建太常是也。其旗两边刻缯如牙状，故亦曰牙旗。后因因谓营门曰牙门。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：拔其牙门。牙门之名始此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军中听令，必至牙门之下，与府廷无异。近俗尚武，故称公府为公牙，府门为牙门。然则初第称之于军旅，后渐移于朝署耳。然移于朝署亦第作牙，而无所谓衙者。……《通鉴》从其说，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为正牙奏事。《旧唐书》凡正衙及衙门俱作衙字，《新唐书》俱改作牙字，盖皆推本言之也。然牙、衙之相混固已久矣。…….
古兵器不皆用铁
《越绝书》：赤堇之山破而出锡，若耶之谷涸而出铜。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。《山海经》：昆吾之山，上多赤铜。郭璞注谓以之作刀，切玉如泥。周穆王时犬戎献之。即《尸子》所谓昆吾之剑也。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，即所谓干将者，亦非铁也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贾谊言：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。《韩延寿传》：为东郡太守，取官铜物，候月蚀，铸作刀剑钩镡。又大宛以西至安息国，不知铸铁器，及汉亡卒降，始教铸作兵器，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，不用为币。又《难兜传》云：有银铜铁作兵。此可见古时兵器不尽用铁，至汉时外国犹然。(《魏书》：崔鉴为东徐州刺史，治铜为农器。是农具亦用铜矣。）
斋戒不忌食肉
《论语》"斋必变食"，孔安国注但谓改常馔，而不言不饮酒，不茹荤。惟《庄子·人间世篇》：颜回曰："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，可以谓斋乎？"子曰："是祭祀之斋，非心斋也。"朱子注《论语》盖本此。然古人所谓荤，乃菜之有辛臭者，斋则忌之，即所谓变食，而非鱼肉也。古人惟忌日及居丧不御酒肉。《玉藻》：子卯日稷食菜羹，此忌日之去酒肉也。《丧大记》：期终丧不食肉，不饮酒。《檀弓》：丧有疾食肉饮酒。谓居丧有疾病者，其无病则戒酒肉可知。此居丧之去酒肉也。而斋戒去酒肉无明文，惟《国语》耕籍之前五日，王入斋官〔宫〕，淳濯饮醴。注：沐浴饮醴酒也。盖平时饮酒，斋则饮醴，即所谓变食也。以醴代酒，记者尚特详之，若斋必去肉，何以不兼言及之乎？又《荀子》及《家语》皆云：端衣玄裳，冕而垂轩，则志不在于食焄；斩衰菅菲，杖而歠粥，则志不在酒肉。注：端衣玄裳，斋服也；焄即荤，辛菜也。斋服则不食荤，居丧则不食酒肉，别言之，尤可见荤之非肉，而斋戒但忌荤不忌肉，尤其明证也。程、苏二公当致斋日，厨人禀造食荤素，程令办素，苏令办荤。戴埴《鼠璞》引此事，谓二公未免以鱼肉为荤。盖以古制辛菜及鱼肉本是二项，后人混而一之，通谓之荤，即苏公亦第循斋戒不忌酒肉之制，而以鱼肉为荤，则仍沿时俗之称而不改也。(袁文记黄山谷在宜州，有曹醇老送肉及子鱼来，遂不免食荤。则宋人以腥血为荤，亦不特程、苏二公。）然古来以鱼肉为荤，而斋戒兼忌之，史传虽不著起于何时，而其来已久。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：云：素食是无肉之食。则固以肉与素对言。唐制更有正、五、九月斋戒，特禁屠宰之例，白香山《闰九日》诗："自从九月持斋戒，不醉重阳十五年。"此斋戒之忌酒也。韦苏州诗："鲜肥属时禁，蔬果幸见尝。"此斋戒之忌肉也。是唐时斋戒已禁酒肉也。《南史》谢弘微以兄曜卒，除服犹不〈日敢〉鱼肉。《梁书》：武帝奉佛戒，不食鱼肉，惟菜羹粝饭。刘勰并请二郊、农社亦从七庙之制，不用牺牲，但供蔬果。诏从之。郊、庙尚不用腥血，致斋者可知，是梁时斋戒已禁鱼肉也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每逢水旱，莽辄素食。太后诏曰："今秋幸熟，公宜以时食肉。"则肉与素食对言，汉时已如此。斋戒之忌酒肉，其即起于汉时欤？
按《礼记·玉藻》：膳于君有荤桃茢。注：荤者，姜及辛菜也。《仪礼·士相见礼》：侍坐膳荤。注：荤，辛物，食之止卧。《荀子·哀公篇》注亦云：荤，葱薤也。徐铉《说文注》：荤，臭菜，谓芸台、椿、韭、葱、蒜、阿魏之属，方术家所禁，气不洁也。《尔雅翼》：西方以大蒜〔按：此处漏"小蒜"〕兴渠、慈蒜、茖葱为五荤，道家以韭、蒜、芸台、胡荽、薤为五荤。是诸书所谓荤，皆不指腥血。然《管子·轻重篇》：黄帝钻燧生火，以熟荤臊。荤与臊连言，则荤似即臊之类。按《史记》獯粥字作荤粥，獯粥之号本以其专食羶〈羊各〉而名之，而荤、獯同音，史迁既已通用，后人遂以辛菜之荤与血肉之獯混而为一，故忌辛兼忌肉耳。至东坡剖桃核琉璜因著论欲断薰血。袁文谓其用薰字不可解，则未知荤与獯、薰、焄本同音，可通用也。
尚左尚右
尚左、尚右，诸家之说纷纷。《老子·经武章》云：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又云：凶事尚右。按此事、兵事之尚右，尚有明证。《檀弓》：孔子拱而尚右，二三子皆尚右。孔子曰："我则有姊之丧故也。"此凶事之尚右也。《左传》：楚庄王乘左广以遂晋师，见右广，将从之乘(右广本王所乘），屈荡止之曰："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终。"自是楚之乘广尚左，则以偶然王乘左广得胜，遂改从尚左，可见平时用兵亦已尚右也。(按桓八年楚子伐随，随季梁曰："楚人尚左，君必左。"是楚兵事先亦尚左，后乃改尚右。）此戎事尚右之证也。戎事、凶事既尚右，则非戎事、兵事自当尚左。《诗》《书》所载，凡言左与右，必曰左右而不曰右左，则左先于右可知。《觐礼》：诸侯朝于天子，同姓西面北上，异姓东面北上，若论异姓为后之义，则朝仪固尚左。《檀弓》二三子因孔子有姊丧之言，遂改而尚左。则平时本亦尚左，此明证也。惟《乡饮酒礼》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。所谓宾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，主东南取产物以养人，此则别有取义。而后人习见夫宾位居右，以为尊敬，遂凡事皆尚右。《左传》：晋士蒍曰："分土而封之，是左之也。"王叔与伯舆争政，王右伯舆。《国策》：赵王以蔺相如为卿，位廉颇右。颇曰："相如徒以口舌，位在我上，我必杀之。"苏代谓魏王曰："公孙衍将右韩而左魏，田文将右齐而左魏。"《说苑·君道篇》：郭隗曰："君将东面以求臣，则厮役之材至；西面以求臣，则朋友之材至。"此皆战国尚右之明证也。(信陵君从车骑，虚左自迎侯生，此则车中之制，与他处不同。《礼记》：乘君之乘车，不敢旷左。注谓车上御者在右，所以便作事，而君则在左，故乘车尊左也。）《史记》：鸿门之宴，项王东向坐。韩信得广武君，东向而师尊之。则秦时亦尚右。汉承秦制，亦以右为尊。《史记》：陈平愿以右丞相让周勃，帝乃以勃为右丞相，位次第一，平为左丞相，位次第二。武安侯召客，自坐东向，以为汉相尊，当然。灌夫遇有势在己之右者必陵之，在己之左者则敬之。《汉书》：黄霸初以入谷为吏，冯翊以其入财得官，不署右职。颜师古曰：右职，高职也。其有得罪下迁者，则曰左迁。《史记》：韩王信谓汉王曰："项王王诸将善地，而王独远居，是左迁也。"《汉书》：高祖欲以周昌为赵相，昌不肯。高祖曰："吾极知其左迁。"又《诸侯王表序》云：武帝有衡山、淮南之谋，乃作左官之令。服虔曰：仕于侯国者曰左官，以不得仕于王朝也。是两汉尊右卑左，久为定制。至汉以后，改从尚左，则不知于何时。《梁书》：天监六年诏曰：近代元日朝毕，次会群臣，就西壁下东向坐。求之古义，王者宴万国，惟应南面，何更居东面？于是御座南向，以西方为上，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，尚书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。是梁时虽正南面之位，而殿廷宴会诸臣犹以西为上。然《南史》：宋元嘉六年，以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。《北史》：齐天统三年，以段韶为左丞相，贺拔仁为右丞相。武平二年，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。皆以左序为右之先，则六朝时官序已皆尚左。而天监会宴群臣，仍以西为上者，盖专属宴会坐次耳。大抵三代以上，朝班官序本皆尚左，惟宴饮之事沿乡饮酒礼，以右为尊。其后相习为常，遂一概尚右。至六朝官序已上左，而宴席犹尚右也。唐时朝制尚左，尤有明证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其于"左迁"则曰：是时尊右卑左，故谓贬秩为左迁。其于"左官之令"则曰：汉依古制，朝廷之例，以右为尊，故谓降秩为左。师古系唐人，而谓尊右是汉制，可见唐时一切皆尚左。宋宣仁太皇太后欲令钦圣向太后居宁寿宫。后辞曰："安有姑居西而妇处东，失上下之礼？"遂居隆祐宫。戴埴《鼠璞》亦云：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，左右丞相、左右丞、左右司谏，皆不以右为尊，而独以右文为秘省殿名，何也？此又宋以来尚左之可考者。至有元一代之礼，则皆尚右。《元史》：或荐赵世延参知政事，仁宗曰："世延诚可用，然雍古氏非汉人，其署宜居右。"遂以阿散为右丞相，世延参知政事。文宗以燕帖木儿有大功，欲独相以宠异之，乃以为右丞相，罢左丞相不设。搠思监先为中书左丞相，寻进右丞相。是元时以右为尊也。今之尚左，则自明太祖始。太祖称吴王时犹沿元制尚右，以李善长为右相国，徐达为左相国。及灭张士城后，始改礼仪尚左，乃以善长为左相国，徐达为右相国。黄瑜《双槐岁抄》云：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之制也。
万岁
万岁本古人庆贺之词。《吕氏春秋》：宋康王为长夜之饮，室中人呼万岁，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国中皆应之。……《唐书》：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："大唐天子万岁！回纥可汗万岁！两国将相亦万岁！"《通鉴》：唐末王绪诛杀将校，人人自危，王潮伏壮士擒之，军士皆呼万岁。此皆上下庆贺之通称也。……《后汉书》有广宗殇王名万岁。《北史》后周时有李远，字万岁。隋时有史万岁。《唐书》颜真卿守平原时，有将刁万岁。可见此字上下可以通称，若专属至尊之称，敦敢以之为字名者，然专以此为至尊之称，亦有所自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单于来朝，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，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似已属君上之称。《后汉书·韩棱传》：窦宪破匈奴还，尚书以下欲拜之，称万岁。棱正色曰："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！"则汉时已属至尊之专称矣。……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，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，犹俗所云万福、万幸之类耳。因殿陛之间用之，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。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，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，久之，遂莫敢用也。(庄绰《鸡肋编》：广南岁除爆竹，军民环聚大呼万岁，尤属可属可骇。是宋时久已为君上之称，故以此为可骇。）邵二泉《学史》谓：自嵩呼闻于汉，而万岁云者遂为祝君之词，一人之外，其谁敢干之哉！此二泉亦不知万岁二字，历汉、唐尚为通称也。按《续文献通考》元时朝仪犹有舞蹈呼万岁之制。《明史》：万安于宪宗御殿时，诸臣奏事未毕，安遽顾首呼万岁欲出，诸臣不得已皆退。中官戏朝士曰："若辈尝言不召见，及见，止知呼万岁耳。"是前朝臣子见君犹有呼万岁之礼。今宫廷尚有万岁之称，而朝贺则无舞蹈三呼，盖至敬无文，不事虚礼也。
衙门
衙门本牙门之讹。《周礼》谓之旌门。郑氏"司常"注所云，巡狩兵车之会，皆建太常是也。其旗两边刻缯如牙状，故亦曰牙旗。后因因谓营门曰牙门。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：拔其牙门。牙门之名始此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云：军中听令，必至牙门之下，与府廷无异。近俗尚武，故称公府为公牙，府门为牙门。然则初第称之于军旅，后渐移于朝署耳。然移于朝署亦第作牙，而无所谓衙者。……《通鉴》从其说，而以唐制正衙奏事改为正牙奏事。《旧唐书》凡正衙及衙门俱作衙字，《新唐书》俱改作牙字，盖皆推本言之也。然牙、衙之相混固已久矣。…….
幕府
《汉书·李广传》："莫府省文书"，晋灼曰：莫，大也。卫青征匈奴，绝大莫，帝就拜大将军于莫中府，故曰莫府。莫府之名始于此也。师古曰：此说非。莫府者，以军幕为义，古字通用耳。军旅无常居，故以帐幕言之。廉颇、李牧市租皆入幕府，非因卫青始有其号也。然则幕府始于战国时也。但古所谓幕府，指将帅在外之营帐而言，而官吏牙署未有称幕府者。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：永平初，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，开东阁，固奏记于王曰："今幕府新开，广延英俊。"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始此。盖固本以东平有骠骑之号，故以幕府称之，而其实非帅将在外之营帐，故后人遂相沿为牙署之称也。
视草
翰林草制书辄曰视草。《明史·陈仁锡传》：魏忠贤进爵上公，仁锡当视草，持不可，曰："世自有视草者。"是竟以代言为视草，其实非也。《汉书·淮南王安传》：安善为文词，武帝每为报书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视草二字始见此，言作书已就，令相如等复视草稿，始遣去，非令相如等作书也。温革《隐窟杂志》引光武诏邓禹曰："司徒，尧也；赤眉，桀也。"谓此等语必非臣下代言所敢出。《南史》：魏孝文帝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，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已后，诏策皆帝文也。则古帝王固尝多自作诏令。《新唐书·上官仪传》：太宗每属文，遣仪视稿。《张说传》：玄宗好文词，有所为，必使视草。《徐楚璧传》：开元时为集贤院学士，帝属文，多令视草。此皆视草故事，非以代言为视草也。(《旧唐书·百官志》：翰林供奉，或宸翰所挥，亦资其检讨，谓之视草。此尤明证。）
禽兽草木互名
《尔雅》：二足而羽谓之禽，四足而毛谓之兽。然兽亦有名禽者。《易》：王用三驱，失前禽。孔颖达云：驱者亦曰禽。《白虎通》亦谓：禽者，鸟兽总名也。曹植诗：左挽因右射，一纵两禽连。王充《论衡》有云：子之禽鼠，丑之禽牛。东坡《却鼠刀铭》：夫猫鸷禽，昼巡夜视。皆以兽为禽。故吴师道答吴草庐，亦谓禽即兽，而引《礼记》"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"证之也。惟禽而名兽，则不多见。《尚书》百兽率舞，焦竑谓非专指走兽也，因推论云：《后汉书·华陀传》有五禽之术，曰虎，曰熊，曰鹿，曰猿，曰鸟，是兽可名禽也。《考工记》：天下大兽五：脂者，裸者，膏者，羽者，鳞者。是禽可名兽也，然则两足者亦得谓之兽矣。至郑康成《周礼注》：凡鸟兽未孕曰禽。此别是一义。又飞曰雌雄，走曰牝牡，亦有可通用者。《诗》：尔牧来思，以薪以蒸，以雌以雄。《左传》：获其雄狐。《焦氏易林》：雄犬夜鸣。《木兰诗》：雄免脚扑朔，雌免眼迷离。此以走而称雄雌者也。《书》：牝鸡司晨。《山海经》：带山有鸟，名曰鵸〈余鸟〉，自为牝牡。是以飞而称牝牡者也。又郑瑗《井观琐言》谓五行有木而无草，则草亦可谓之木。《洪范》言庶草蕃庑而不及木，则木亦可谓之草。又《尔雅·释草篇》笋，竹萌。《山海经》：其草多族，厥族多篃。皆以竹为草类，是竹本亦谓之草也。
素王
《庄子·天道篇》：虚静恬淡，以之处下，玄圣素王之道也。《史记》：伊尹见汤，言素王及九主之事。注云：素王者，太素之王，其道质素也。是尚未以专属孔子。盖古来原有此语，谓圣人之穷而在下者耳。……
吴会
施宿《会稽郡志》曰：《三国志》吴郡、会稽为吴、会二郡，前辈读为都会之会，恐非。顾宁人则据《后汉书》以驳之，谓东汉顺帝永建四年，始分会稽郡之地为吴郡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·吴王濞传》已有"吴会轻悍"之语。(今本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皆作"吴会稽"，宁人谓稽字乃后人所妄增。）是西汉已称吴会，可见吴会云者，犹言吴都尔。并引胡三省《通鉴辨误》谓太史公以吴为江南一都会，故后人称为吴会，则所谓吴会者，不得即以为会稽之会也。因历举陈思王《求自试表》、晋文王《与孙皓书》、魏元帝《加晋文王九锡文》、郑冲《劝晋王笺》、陈寿《上诸葛集》等文，所称吴会皆当读作都会之会，不得作会稽之会。其说固辨，不知西汉时会稽郡治本在吴县，时俗以郡县连称，故云吴会。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便自了然。项梁、项籍杀会稽守，举吴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。守所驻在吴，故杀守即起吴兵。又朱买臣本吴人，出为会稽守，即其乡郡也。是西汉时所谓吴会，本已读作会稽之会矣。其尤显然可证者，魏文帝诗云："惜哉时不遇，适与飘风会。吹我东南行，行行至吴会。"若吴会字亦读作都会之会，岂有两韵按连而重复若此者？且宁人所引陈思王等文为据，更疏而无当。东汉已分吴与会稽为两郡，故《三国志》所谓吴会皆指两郡言。如《孙策传》：策自领会稽太守，以朱治为吴郡太守。《孙贲传》：策已平吴会二郡。《朱桓传》：权授桓兵，使部伍吴会二郡是也。陈思王等皆三国时人，则所云吴会正指吴郡、会稽，安得读作都会之会耶？至陆放翁《老学庵笔记》谓吴会当是吴兴、会稽两郡，则又得之于会稽，而失之于吴。东汉、三国尚未有吴兴郡，岂得以后世郡名牵合前人语？总由于不考会稽郡治本在吴县，西汉时以郡县连称，已作会稽之会，是以有此纷纷也。又东汉以后，虽分吴与会稽为两郡，而会稽所管在钱塘江之南，其江以北皆属吴郡。《程普传》：策入会稽，以普为吴郡都尉，治钱塘。《宋书·沈演之传》：东诸郡大水，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。可见六朝时钱塘犹为吴郡地。唐人诗所谓"到江吴地尽，隔岸越山多"也。(按孟浩然《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、申屠少府》诗云："朝乘汴河流，夕次谯县界。幸值西风吹，得与故人会。君学梅福隐，余从伯鸾迈。别后能相思，浮云在吴会。"上会字会晤之会，下会字会稽之会，故可分叶也。然则唐人犹以吴会作会稽读，宁人忽欲改为都会之会，何耶？）
不暇草书
《晋书·卫恒传》云：匆匆不暇草书。乃最速者反云不暇。东坡尝求其说而不得。近代虞虹升以为草书乃起草耳，不暇草书，谓不及起草，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，失敬谨之意，故言及之。此说甚新，然亦非也。章草虽起于汉时(褚少孙补《史记三王世家》云：谨论次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。是少孙所亲见简策之文，可见武帝时已有草书矣，草书并可用之章奏，故曰章草），而魏、晋间体尚未备，习之者亦少，为草书必经营结撰，摹形揣势而始成，故倍难于真书，非如后世之习用便易。观成公绥所记《草书势》，索靖所述《草书状》，其不易作可知。卫恒亦有《论草书》一篇，尤见结构之难也。草书至王羲之始尽善，然其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所言学草书之法，如点必须空中遥掷笔之类，自非可苟作者。恒尚在羲之前，则正当讲求结体用笔时，是以作草甚难，而匆遽时有不暇也。
敛衽
虞兆漋谓：今世女人拜称敛衽，而苏子瞻《舟中听大夫弹琴》诗云：敛衽窃听独激昂。则古人男子亦称敛衽矣云云。按《国策》江乙说安陵君曰："一国之众，见君莫不敛衽而拜。"《史记·留候世家》：郦生劝立六国后，曰："陛下南乡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。"《后汉书：和熹邓后纪论》：嗣主侧目，敛衽于虚器。《新唐书·后妃传序》：杨氏未死，玄乱厥谋；张后制中，肃几敛衽。皆就男子而言之，则男子之称敛衽，亦不第见于苏诗也。又元熊禾《题东坡集》云：东坡真天人，再拜为敛衽。则元时犹未以敛衽专属之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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