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陔余丛考·卷五-卷十八》（清）赵翼
卷五
《史记》一
班彪谓司马迁：序帝王则曰本纪，公侯传国则曰世家，卿士特起则曰列传。是盖以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为史迁创例。然《文心雕龙》云：迁取式《吕览》著本纪，以述皇王。则迁之作纪，固有所本矣。今按《吕览》十二月纪，非专述帝王之事，而《史记·大宛传·赞》则云：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。又云：《禹本纪》及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予不敢言之也。是迁之作纪，非本于《吕览》，而汉以前别有《禹本纪》一书，正迁所本耳。又《卫世家·赞》云：予读世家言云云。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，非特创也。惟列传叙事，则古人所无。古人著书，凡发明义理，记载故事，皆谓之传。《孟子》曰：于传有之。谓古书也。左、公、穀作《春秋传》，所以传《春秋》之旨也。伏生弟子作《尚书大传》，孔安国作《尚书传》，所以传《尚书》之义也。《大学》分经、传，《韩非子》亦分经、传，皆所以传经之意也。故孔颖达云：大率秦、汉之际，解书者多名为传。又汉世称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谓之传。汉武谓东方朔云：传曰：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东平王与其太师策书云：传曰：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成帝赐翟方进书云：传曰：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是汉时所谓传，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，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。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，则自史迁始，而班史以后皆因之。然则本纪、世家非迁所创，而列传则创自迁耳。叔皮乃以为皆迁创例，何耶？又迁书名《史记》亦有所本，古者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《孔子世家》所谓"因史记作《春秋》"是也。
《史记》二
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先总叙高祖一段，及述其初起事则称刘季，得沛后称沛公，王汉后称汉王，即帝位后则称上。后代诸史皆因之。其实此法本于《舜典》，未即位以前称舜，即位之后，分命九官，即称帝曰。古时虽朴略，而史笔谨严如此。分命九官之前，初咨四岳，尚有一"舜曰"者，正以起下文"帝曰"之例，谓此帝乃舜也。又《顾命》康王未即位以前称子钊，即位后即称王，亦是此例。
《史记》三
孔子无公侯之位，而《史记》独列于世家，尊孔子也。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，亦皆书"是岁孔子相鲁"，"孔子卒"，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。其传孟子，虽与荀卿、邹忌等同列，然叙忌等尊宠处，即云：岂与仲尼菜色陈蔡、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！又云：卫灵公问阵，孔子不答；梁惠王谋攻赵，孟子称太王去邠，岂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！皆以孔子、孟子并称，是尊孟子亦自史迁始也。
《史记》四
《史记·淮阴侯传》全载蒯通语，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，虽以通之说喻百端，终确然不变，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。班书则《韩信传》尽删通语，而另为通作传，以此语叙入通传中。似乎详简得宜矣，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，载其语于《淮阴传》，则淮阴之心迹见，而通之为辨士亦附见，史迁所以不更立《蒯通传》，正以明淮阴之心，兼省却无限笔墨。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，反略其语于《韩信传》中，是舍所重而重所轻，且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，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。又如冒题遗吕后书至秽亵，《史记》不载，为本朝讳也。班书则覼缕述之，并报书之丑恶亦详录不遗，其无识更甚。迁之优于固，岂特在文字间也！惟《史记》不立《楚怀王孙心传》，殊为缺笔。陈涉已世家矣，项羽已本纪矣，心虽起牧羊，然汉高与项羽尝北面事之，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以行，后又与诸侯王共尊为义帝，而汉高之击项羽也，并为之发丧，则心固当时共主。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数者，因项梁败于定陶，即并项羽、吕臣军自将之；因宋义预识项梁之将败，即拜为上将军；因项羽残暴，即令汉高扶义而西；及汉高先入关，羽以强兵继至，亦居灭秦之功，使R人B报B心，心仍守先入关者王之之旧约，而略不瞻徇。是其智略信义亦有足称者，非刘圣公辈所可及也，自当专立一传。乃《史记》逸之，岂以其事附见项羽诸传中，故不复叙耶？然律以史法，究未协也。班史但改陈胜、项羽为列传，而怀王心亦遗之，终属疏漏。《后汉书》列更始诸传，《明史》列韩林儿、郭子兴诸传，较为周密矣。
《史记》五
《史记·尧纪》全取《尧典》成篇，《舜纪》用《舜典》及《孟子》，《禹纪》用《禹谟》、《禹贡》及《孟子》。其《自叙》谓择其言尤雅者，故他书不旁及也。又如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之事，《周本纪》不载，而于赵造父之御见之，亦见繁简得宜。然其中亦多有抵牾者。《舜纪》云：父瞽叟爱后妻子，常欲杀舜，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。下文又云：舜，冀州之人也，父顽、母嚚、象傲，皆欲杀舜。其文法不太复乎？尧使九男二女事舜，在四岳荐舜之后，而四岳之荐，则以其"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"，是其时顽父、嚚母、傲弟已皆底豫矣，岂复有使之完廪、浚井，谋杀其身、分其财、夺其妻之事？乃徒以《孟子》书有此语，遂曲为附会，则仍未见其能择也。尧既亲睦九族矣，据《史记》所叙世次，则舜乃尧之族孙，尚在五服之内，乃并不收恤，而致其陶渔耕稼，所谓睦族者安在耶！且族中有此圣德之子孙，而尧竟不知，反待四岳之荐。知人则哲之帝尧，何至瞆瞆若此耶？《左传》：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。《国语》：幕能帅颛顼者，有虞氏报焉。则舜之先有名幕者，而《史记·舜本纪》无之。又《左传》少康逃奔有虞，虞思妻以二姚。注云：思，舜之后也。则舜之后在夏时有封于虞者。《左传》：舜置德于遂。注谓殷封舜后于遂，则舜之后在殷时有封于遂者。子产曰：昔虞阏父为周陶正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，则胡公满之父也。而《史记·陈世家》皆不载。又如契、稷，皆帝喾子也，契至纣四十三世，而稷至文王仅十五世。伊尹相汤，汤七传至太戊，而伊尹之子陟乃为太戊相。此皆讹舛之显然者。刘知几谓《史记》周以上多阔略无体统，秦、汉以下始条贯有伦。信然！盖上古之事荒远难稽，史册所垂已残缺失次，而必以意为贯穿附会之，自多窒碍也。不特此也，刘累以扰龙事孔甲，语本荒幻，乃载之《夏本纪》。而夏时有穷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，羿又为寒浞所杀，浞二子浇、殪，一封于过，一封于戈，夏臣靡起兵灭浞而立少康，事见《左传》。此《夏本纪》所必当载者，乃反无一字，仅于《吴世家》伍子胥语中见之，而但云：有过氏灭帝相，少康奔于有虞，以一成一旅中兴复位。则又遗却后羿篡相一事。且《左传》羿篡位后，帝相尚依斟灌、斟鄩，及寒浞杀羿，因羿室而生浇，浇已长大能用兵，始伐二斟而灭相。相之妻后缗方娠，逃归于有仍，生少康，少康既长，乃灭浇等。则自羿篡位至少康复国，凡数十年，而本纪但云"仲康崩，子相立。相崩，子少康立"，何也？《商本纪》：汤曰："吾甚武。"乃自号曰武王。此与尉佗自称南越武王何以异？《周本纪》：武王伐纣，纣奔鹿台自燔。武王至其死处自射之，三发而后以轻剑击之，以黄钺斩纣头，悬于太白之旗。此虽刘裕、朱温之徒尚不出此，而武王为之乎？《甫刑》谓穆王享国百年，《史记》谓穆王立五十五年崩。《左传》：晋献公之子九人，《国语》亦云：同出九人，惟重耳在，而《史记·晋世家》则曰八人。鞍之战，《左传》郤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，而《史记》则以为萧同侄子。皆不符合。赵武之母庄姬，《左传》注以为晋景公姐，而《史记》则以为成公姐。按成公，景公父也，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杀赵同、赵括之事。若系成公姐，其时当已五六十岁，尚能生遗腹子乎？《吴世家》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，与吴边邑之处女争桑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边长遂起兵相攻，《伍子胥传》亦言两女子争桑。而《楚世家》则曰吴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。争桑一事也，而或云女子，或云小童。且《吴世家》则以卑梁属楚，《楚世家》则又以卑梁属吴。又《楚世家》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，下令国中，敢谏者死。伍举进曰："有鸟三年不蜚不鸣，何也？"王曰："三年不蜚，蜚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"于是诛数百人，进数百人，而国大治。《滑稽传》又以为齐威王即位荒乱，左右莫敢谏，淳于髡进曰："国中有大鸟，三年不蜚不鸣，何也？"王曰："不蜚则已，蜚则冲天；不鸣则已，鸣则惊人。"于是朝诸县令，赏一人，诛一人，而国大治。此又一手所著书，而以一事系之于两人者。《淳于髡传》末云：其后百馀年，楚有优孟。孟乃楚庄王时人，在淳于髡前二百馀年，反云孟在髡后百馀年。又子贡已列《孔子弟子传》矣，而《货殖传》又列之。淳于髡已列《孟子、荀卿传》矣，而《滑稽传》又列之。此又皆文之失检者。盖史迁网罗旧闻，仅编辑成书，未及校勘，是以尚多疏误。观于景、武二纪及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并《傅靳列传》，俱未卒业，元、成间，褚少孙始补成之，则《史记》本未为完书也。
赵氏孤之妄
《春秋》：鲁成八年，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。《左传》谓：赵婴通于赵朔之妻庄姬，赵同、赵括放诸齐，庄姬以婴之亡，故谮同、括于晋景公，曰将为乱，公乃杀之。武(赵武也，庄姬子）从姬氏畜于公宫，以其田与祁奚。韩厥言于公曰："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惧矣。"乃立武而返其田焉。《左传》叙赵氏孤之事如此而已。《国语》：赵简子之臣邮无恤进曰："昔先主少罹于难，从姬氏畜于公宫。"智伯谏智襄子亦曰："赵有孟姬之谗。"又韩献子曰："昔吾畜于赵氏，孟姬之谗，吾能违兵。"是皆谓庄姬之谮杀同、括，并无所谓屠岸贾也。里克杀夷齐、卓子时，曾令屠岸夷告重耳，欲立之。屠岸之姓始见此，其后亦未见更有姓屠岸之人仕于晋者。即《史记·晋世家》亦云：景公十七年，诛赵同、赵括，族灭之。韩厥言赵衰、赵盾之功，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氏后，复与之邑。是亦尚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相合，无所谓屠岸贾也。乃于《赵世家》忽云：屠岸贾为景公司寇，将诛赵氏，先告韩厥。厥不肯，而阴使赵朔出奔。朔不肯，曰："子必不绝赵氏。"贾果杀朔及同、括、婴齐。朔之妻，成公姐，有遗腹，走匿公宫。后免身，贾闻公，又索于宫中。朔妻置儿裤内，不啼，乃得矣。朔之客程婴、之孙杵臼恐贾复索，杵臼乃取他儿，伪为赵氏孤，匿山中，使婴出，率贾之兵入山杀之，并及杵臼。而婴实匿赵氏真孤。十五年，韩厥言于景公，立之为赵氏后，即武也。武与婴乃杀贾，亦灭其族。而婴亦自杀，以报杵臼于地下。按《春秋》经文及《左》、《国》俱但云晋杀赵同、赵括，未尝有赵朔也。其时朔已死，故其妻通于婴，而同、括逐婴。《史记》谓朔与同、括、婴齐同日被杀，已属互异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，则被难时已有武，并非庄姬入宫后始生，而《史记》谓是遗腹子，又异。以理推之，晋景公并未失国政，朔妻乃其姊也，公之姊既在宫生子，贾何人，辄敢向宫中索之，如曹操之收伏后乎？况其时尚有栾武子、知庄子、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，区区一屠岸贾，位非正卿，官非世族，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！且即《史记》之说，武为庄姬所生，则武乃赵氏嫡子也。而《晋世家》又以为庶子。《晋世家》：景公十七年，杀同、括，仍复赵武邑。晋《年表》于景十七年亦言复赵武田邑。而《赵世家》又谓十五年后，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，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，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。《史记》诸世家多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为文，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，而不自知其牴牾，信乎好奇之过也！
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
《史记》及《孔子家语》俱云宰予为临菑大夫，与田常作乱，以夷其族，孔子耻之。则宰予盖尝助逆者。及阅《吕氏春秋》，与《左传》相印证，乃知非宰予事，而传闻之误谬也。《吕氏·慎势篇》云：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，谓公曰："陈常与宰予甚相憎，若相攻则危上矣，愿君去其一人也。"简公弗听。未几陈常果攻宰予，即简公于庙。简公叹曰："吾不用鞅之言，至于此。"亦见《淮南子·人间篇》。而《左传》：哀十四年，齐简公之在鲁也，阚止有宠焉，及归即位，使为政。陈成子惮之。诸御鞅谓公曰："陈、阚不可并也，君其择焉。"弗听。子我(杜注：阚止字也）逢陈逆杀人，遂执之。陈氏使逆伪病，而遗以酒肉，使醉守者，而杀之以逃。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宫，子我在幄，出迎之。成子入，闭子我于门外。公执戈将击陈氏，太史子余曰："非不利也，将除害也。"子我归，属徒攻闱，不克，乃出奔，陈氏追而杀诸郭。陈桓(即田常）遂执公于舒州，公曰："吾早从鞅之言，不及此。"二书所载同一事也，而一以为阚止，一以为宰，则以阚止字子我，宰予亦字子我，故吕氏遂误以此事属之宰予。而《史记》及《家语》并不知其详，又以为宰予与田常作乱而夷族。辗转传讹，正如钟盘烛籥之递误，竟使名贤横被诬蔑，成千古之冤狱。由此以观，则《韩非子》所云宓子贱不斗而死于人手，《韩诗外传》所云柳下惠杀身以成信，皆战国以后误传之词，非实事也。
按田常杀子我一事，《史记》于《齐世家》则全田《左传》原文，应亦知子我之即阚止矣。而于《田齐世家》则又以阚止为监止，以子我为监止宗人，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。是史迁既误阚止、监止为两人，又误阚止、监止、子我为三人，宜乎以子我为宰予也。然即以子我为宰予，则宰予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杀，非党于常也。乃《宰予传》何以又云与田常作乱？益可知《史记》追叙战国以前之事，牴牾舛谬，多不可信矣。(又按《史记》李斯上书二世，言田常为简公臣，布惠施德，阴取齐国，杀宰予于庭。《东坡志林》引之，以证《弟子传》宰予与田常作乱之误，谓李斯乃荀卿弟子，去引子不远，所引宜得其实云。此亦但明宰予之非党于田常，而不知宰予本无被杀之事也。）
齐湣王伐燕之误
齐伐燕一事，孟子手自著书，以为齐宣王，此岂有错误？乃《史记》则以为湣王，遂致后人纷纷之疑。按《国策》"韩、齐为与国"篇：燕哙以国与子之，国中大乱，适秦、魏伐韩，田臣思曰："秦伐韩则楚、赵必救，而齐可以乘燕之乱，是天以燕赐我也。"齐王乃起兵攻燕，三十日而举燕。此篇所言齐王，尚未确指宣王，而"燕王哙即立"篇则明言子之之乱，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，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，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。是伐燕之为宣王无可疑也。《史记》所以系之湣王者，则以湣王之走死，实因乐毅伐齐。而乐毅之伐齐，实因齐破燕，而为燕昭王报怨。想齐伐燕与燕破齐之事相距不甚远，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，燕、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，故不得不以伐燕为湣王。不知此亦在《国策》，特史迁未详考耳。《国策》言齐破燕之后二年，燕昭王始立。又"昭王筑宫事郭隗"篇言：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，然后以乐毅为将，破齐七十余城。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去本有三十馀年，则破燕者宣王，而为燕所破者湣王，《国策》原自明白。盖宣王破齐之后，不久即卒，湣王嗣位二十九年，乃为燕所破，计其年岁，正与齐昭二十八年数约略相符。史迁漫不加考，故于《燕世家》则云：子之之乱，孟子谓湣王曰："此文、武之时，不可失也。"王因令章子将兵伐之。而《田齐世家》则宣、湣两王俱不载伐燕之事，忽于湣王二十九年突出乐毅为燕伐齐一段，可见史迁并未细核年岁，遂难于叙次，强以系之湣王，而不知《国策》之文原自与《孟子》相合也。况将兵之章子，即匡章也。匡章在威王时已将兵伐秦，若如《史记》所云，则历威王三十六年、宣王十九年、湣王二十六七年，其人不且历宦八九十年乎？有是理乎？(《通鉴》以《史记》所载与《孟子》不合，乃以威王、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，谓伐燕系宣王十九年事。然宣王在位仅十九年，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后二年，则燕畔仍在湣王时，与《孟子》所记宣王惭于孟子之语不合。故顾宁人又谓，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。此说更属武断。古国君在位之年，岂后人可凭空增损？总由于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一语，遂有此纷纷也。以此一语为据，则《孟子》所记宣王伐燕正是实事，而《史记》移为湣王之误自不待言，并无俟诸家之强移年岁矣。）
三户
楚南公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苏林曰：但有三户在，其怨深足以亡秦也。凌以栋及项羽使蒲将军引兵渡三户，击破秦兵，遂以南公所云三户为地名，殊太泥矣。曰"虽三户"，以见其人之少，犹将报怨破秦兵也。所渡之三户，颜师古注在邺西三十里，若南公所云三户即是此地，楚之遗民安得在邺西哉？又按《左传》赵孟命士蔑执蛮子以界楚师于三户，杜注今丹水县北有三户亭，此又另一地也。
广武
楚、汉之时。地有两广武。汉王、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，此广武在荥阳，孟康曰：荥阳筑西城相对，名曰广武，在敖仓西，三宝山上是也。韩王信惧诛，逃入匈奴，与冒顿谋攻汉。匈奴使左、右贤王将万余骑屯广武以南至晋阳。又《娄敬传》：上以敬言匈奴不可击，以为妄言阻军，乃械系敬至广武。此广武在晋阳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太原郡有广武县是也。《后汉书》周党及王霸皆太原广武人。《杜茂传》：诏茂屯田晋阳广武，以备胡寇。此晋阳之广武也。
《汉书》
《史记》通记古今人物，与专记一代之史不同，故立《陈涉世家》、《项羽本纪》，盖已编作列朝之事也。然尊羽为纪，冠于本朝帝王之上，究属非体，陈涉王数月而败，身死无子，亦难列为世家。班书陈、项俱改为列传，诚万世不易之体例。又《史记》于《高祖本纪》后即继以《吕后纪》，而孝惠御极七年，竟不书。虽其时朝政皆出于母后，然《春秋》于鲁昭公之出奔，犹每岁书"公在乾侯"，岂有嗣主在位，又未加庐陵王之遭废，而竟删削不载者！班书补之，义例精矣。《史记》鸿门宴樊哙入卫沛公一事，叙在《项羽纪》，而哙本传转稍略。班书则详于哙传，而羽传从略。以哙之功，宜叙哙传，且省两处复叙也。齐悼惠王肥入朝，吕后以鸩酒令其为寿，将毒之，孝惠欲与俱起为寿，吕后恐，乃自起反卮。赵幽王友以诸吕女为后，不爱，爱它姬，诸吕女诉之吕后，遂召王饿死。此二事《史记》皆详叙《吕后本纪》，欲以著吕后之忍，班书则各叙于齐、赵本传，亦较为得法。盖著作之事，创者难而踵为之者必更精审也。然固亦有疏漏者。……武帝陈皇后废，以百金奉司马相如，相如为后作《长门赋》以悟帝，后复得幸。此事宜载之《陈皇后传》，而竟不书。钩弋夫人被遗送狱，夫人叩头，帝曰："趣行，汝不得活！"正见帝惩吕后之祸，刚决如此，宜载之《钩弋夫人传》；亦竟不书，但云有过谴死。……又《史记》不专记汉事，故古今人物３胪列不遗，班氏既作《汉书》，则所记皆汉事也，乃班昭续之，又作《古今人表》，何也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当。……其馀纷错，更不可胜数。《货殖传》范蠡、子贡、白圭皆非汉人也，乃亦仍《史记》之旧，一并列之，安所为《汉书》耶？此实班书第一蛇足也。……(余既创此论，自以为得作史之法，及阅《文心雕龙》，有云：子宏虽伪，要当孝惠之嗣，孺子诚微，安继平帝之体。二子可纪，何有于二后哉！则谓《王莽传》宜改作《孺子婴纪》，实有先获我心者。惟孝惠后当立《子宏本纪》之说，则不达于理。子宏既非刘氏子，安得舍真母后而反纪伪主耶！）
后世修史，遂成官书。古时如司马迁、李延寿之类，则自作一家著述。班彪改《史记》为《汉书》，亦是私史。至其子固欲续成其业，为人所告，诬以私改国史。明帝取其书，阅而善之，乃使固终成前所著。是《汉书》已属官书矣。其"八表"及《天文志》未就。和帝又诏其妹昭续之，又令马融兄续继昭成之。是续《汉书》不特班昭，又有马续矣。至其体例删去世家而存纪、传，陈胜、项籍俱入列传中，此皆班彪所定，非固所为也。见彪本传。
汉高祖有后母
《汉书·高祖纪》：十年夏五月，太上皇后崩。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。如淳曰：《王陵传》楚取太上皇及吕后为质，不见有母也。高祖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。《汉仪注》：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，后于小黄作陵庙。以此推之，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。晋灼亦曰：五年已追尊先媪，明其已亡，此云"夏五月太上皇后崩"，八字衍文也。按《史记》高祖十年春夏无事，七月太上皇崩，葬栎阳(即万年邑），则《汉书》"夏五月太上皇后崩"八字衍文无疑。荀悦《汉纪》则五月无"后"字，七月无"崩"字，乃是"夏五月太上皇崩，秋七月太上皇葬万年"耳，此尤明白，可见高祖无太上皇后也。然李奇曰：太上皇后，高祖后母也。按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，置之军中为质。及鸿沟之约，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。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，然果无母，则何必曰父母乎？陆机作《汉高祖功臣颂》亦云：侯公伏轼，皇媪来归。谓侯公说羽，乃以其父母归也。又《楚元王交传》：交，高祖同父弟也。师古曰：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，异母弟也。然则太公是时盖有后妻矣。为质于楚军时，必与太公同在军中，故曰项王取汉王父母为质也。十年夏五月，太上皇后崩，盖即此后母也。《史记》于《王陵传》但言太上皇及吕后者，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，故不书馀人。于《项羽传》书取汉王父母妻子者，统而言之，以纪其实也。(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俱不载高祖之父太公字名，按《后汉书》章帝建初七年西巡，祠高庙，遣使祠太上皇。注：高祖父也，名煓，一名执嘉。又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谓高祖母温氏，此即昭灵夫人也。）
《后汉书》一
《后汉书》撰述家最多，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。……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。成书既多，采择自易，兼有迁、固为之成式，益得斟酌，以求至当。如改《外戚传》为《皇后纪》，而外戚之事附之。又增文苑、方术、列女、宦者诸传，皆前史所未及，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。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，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。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。如郑康成一代大儒，郑兴、贾逵亦深于经学，乃不入《儒林传》。兴、逵仕于朝，有事迹可纪，入之列传犹可也，康成屡征不仕，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，可乎？卓茂、鲁恭、郭伋、张堪、廉范，皆以吏绩著，而不入之《循吏传》。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，然班书《循吏传》黄霸不尝为丞相乎？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？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，刚正嫉恶，不避权势，自当与李固、杜乔等同传，乃列之酷吏，可乎？既有《逸民传》矣、孔休、刘宣诸人避莽不仕，蜚遯终身，何以不列入，而仅附于《卓茂传》之末乎？既有《方术传》矣，而《杨厚传》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，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？光武起兵年二十八，明年为更始元年，又明年为更始二年，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，是年三十一矣；在位凡三十三年，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。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，误也。《虞诩传》：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；诩劾奏，反为所诬，下狱拷掠。宦者孙程、张贤知诩无罪，乃奏白其冤。时防在帝后，程即叱曰："奸臣张防，何不下殿！"则程乃宦寺之贤者，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。程既另有传，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，乃反详于《诩传》乎？《徐穉稚传》：陈蕃为豫章守，请穉署功曹，蕃在郡不接宾客，惟穉来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《陈蕃传》则云：蕃为乐安太守，郡人周璆高士，前后郡守皆不能致，惟蕃能致焉，特置一榻，去则悬之。而叙蕃守豫章时，略不及徐穉事，何也？又《陈蕃传》：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，太原太守刘瓆案其罪杀之，则此乃刘瓆事也。而《王允传》云：允为郡吏，晋阳赵津放恣，为一郡患，允讨捕杀之。则又作王允事矣。盖是时瓆为郡守，允为郡吏，共成此事，而传不晰言之，竟似两事矣。又"十志"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，增百官及舆服志，是矣，刑法、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，乃不为作志，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？此又补注者之失也。
《后汉书》二
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，班书仿之，亦于各纪传后作赞，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。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，赞之体用四字韵语，自谓体大思精，无一字虚设，以示独辟，实则仍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末卷之叙述，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，以灭其踵袭之迹耳。不知《史》、《汉》之叙述，篇各有引词，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，云为此事作某本纪，为此事作某年表，为此事作某世家、列传。班书因之，又谦而改作为述，亦所以明作某纪、某传之意，故论赞之外，以此系之于卷末，不嫌复也。范书之赞，则非为此，但于既论之后，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，岂不辞费乎！
卷六
《三国志》
陈寿《三国志》虽称善叙事，有良史才，然亦有舛误。……又于魏、晋事多所回护。高贵乡公之被弑也。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，年二十。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，略无一字。虽寿仕晋，不得不为本朝讳，然齐王芳之废，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，以闻于皇太后，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？乃但书卒之月日，使无裴世期引《汉晋春秋》及《世语》以注之，竟似考终寝殿者矣。然犹曰为本朝讳也，若魏郭后之死，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，令被发覆面以殡，如甄后故事。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，收伏后，后匿复壁中，歆发壁牵后出弑之。此皆魏朝旧事，亦复何所忌讳，乃于《郭后传》但云"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"，绝不及被逼之事，而《华歆传》亦无一语及弑后。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，行弑者泯其逆节，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？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，必待后人之追注，则安用作史耶？至裴松之注《三国》，号称详核，其进书表云：奉旨寻详，务在周悉。《宋书》并记文帝阅其书曰："此可为不朽矣。"然钟繇书法，妙绝古今，本传不载，注中自应补入，而裴注不及一字。华歆从逆奸臣，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，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，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。本传既遗，而注亦并不及，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。
《晋书》舛讹
《旧唐书》云：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《晋书》，乃奏取许敬宗、来济、陆元仕、刘子翼、令孤德棻、李义府、薛元超、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，以臧荣绪《晋书》为主，而参考诸家成之。其体例则多德棻所定。书成，凡一百三十卷。太宗自著宣、武二帝及陆机、王羲之四论，于是总题曰"御撰"，当时号为详洽。李淳风深明象纬，所修天文、律历、五行三志尤精核，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，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。又史论竞为艳体，此其体所短也。今更取其书按之，尚多有舛错者。……
《宋书》书法
……按沈约尝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，其撰《宋书》，在齐武帝永明中，故于宋、齐易代之际，自不敢直笔。即单纪宋事，亦有不能不稍存回护者。约尝疑〔拟〕立《袁粲传》，武帝曰："粲自是宋室忠臣。"约又多载明帝诸鄙渎事，帝曰："我昔经事明帝，卿可思讳恶之义。"于是多所省除。事见《齐书·王智深传》。然则约所撰原文已多删削也。……
《宋书》繁简失当处
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，原有载其全文者。如贾谊之《治安策》，董子之《天人策》，非有关政治，即有关道学。至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之类，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，故存一二以见一斑，其他则不概录也。《宋书》则凡有文字，无不收入。……
《宋书》立传太少
史书立传，原无取乎太多。如《汉书》一部，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，未尝非良史也。《宋书》则芜词太多，而立传又太少。……而"八志"中却增"符瑞"一门，徒滋荒诞。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，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，胪列不遗，更谬悠矣。
《齐书》书法
《齐书》于宋、齐嬗代之际，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，玺书一道，齐高帝固辞，宋王公以下固请，高帝乃许。既即位，封帝为汝阴王，筑宫丹阳，行宋正朔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为诏。是年五月，汝阴王殂，追谥为宋顺帝，终礼依魏、晋故事，略无篡夺之迹。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，且有沈约《宋书》为成式也。然于顺帝逊位时，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，备羽仪，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，问："今日何不奏鼓吹？"以见顺帝之禅，皆齐之所为，而顺帝初不知者，此尚存微意也。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：王有疾，帝数遣御师占视，乃殒之。则更为直笔。盖子显本齐宗室，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，固不无隐恨焉，故特书以著其恶，非刻也。至齐和帝之禅梁，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，禅位于梁王，夏四月禅诏至，皇太后逊于外宫。梁王奉帝为巴陵王，宫于姑熟，行齐正朔，一如故事。戊辰薨，年十五，追尊为齐和帝。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。按《南史》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，沈约以魏武"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"为对，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。和帝曰："我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。"乃饮酒一斗，伯禽就而摺焉。《齐书》乃全讳之，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，自不得不如此，固无足怪。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，亦一一讳之，殊属无谓。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，早说以"功高不赏，以公今日地位，不可复为人臣"，并代为游说褚渊等，以成禅位之事，见于《南史》者甚详，而《齐书·俭传》毫无一字。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，亦并讳之。崔祖思当齐高辅政，廷议将加九锡，祖思曰："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"高帝闻而不悦。王琨当顺帝逊位时，攀车恸哭曰："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频见此事。"呜咽不自胜。事亦皆见《南史》，而《齐书》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。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，当时民间有"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粲死，不作褚渊生"之语，《齐书·渊传》亦不载，甚至《渊传》论谓"恩非己独，责人以死，斯人主之所谬，世情之过差也。"则更明言身事二姓，本属时势当然，而无可议矣。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，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，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，则己益置身无地，故为诸臣讳，正以为己讳也。
《齐书》繁简失当处
齐书多载词章，少载事实，盖亦仿《宋书》之例。……
《齐书》立传太少
《齐书》立传亦太少，如朱买奉命领兵戍甬城，谓人曰："我一子当得官。"人问其故，曰："若不杀贼，便为贼杀。弱息不为世子，即为孝子。"盖谓杀贼则有功封，被贼杀则有恤荫也。后守城，果与魏军战，被斩，其尸犹据鞍奔还。此岂得无传，乃仅于《周盘龙传》内附见之。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防阁，当明帝贼杀诸王时，僧慧欲起义向阙，曰："此州虽小，孝武尝因之。今兴师以请苍梧之罪，谁能对之！"了懋犹豫，兵散被杀。僧慧号哭为丧殡，王元敛欲执之，僧慧曰："晋安举兵，仆实豫议。古人云：'非死之难，得死之难'。仆得为主人死，无憾矣。愿至主人大敛毕，退就汤镬。"元邈许之。子懋之子昭基，年九岁，以小绢为书问消息。僧慧见之曰："此郎君书也。"悲恸而卒。《南史》载之甚详，乃《齐书》既不入《孝义传》，并不附见于《子懋传》后。又如魏孝文至寿阳，崔庆远出城，与魏主反复酬答，卒使魏敛兵而去。其应对实足华国，与张畅在彭城对魏军李孝伯之语前后正相辉映。张畅既立传于《宋书》矣，此亦岂得无传？乃仅附见于《萧遥昌传》，此又略其所不当略也。
梁、陈二书
《新唐书·姚思廉传》：其父察在陈，尝修梁、陈二史未就，以属思廉。思廉入隋，表父遗言，有诏听续。至唐，又奉诏与魏徵等修梁、陈二书。乃采谢炅、顾野王诸书以成之。《旧唐书》谓思廉采谢炅诸家著《梁史》，又推究陈氏，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。今以迹推之，则察已有成绪，思廉不过取谢、顾诸家重为订正耳。如《梁书》王茂、曹景宗、萧颖达、张宏策、韦睿等传，皆载察旧论，《陈书》《武帝纪论》、《文帝纪论》亦察原文。可见此等纪传编排卷数，亦是察所手定，则文字可知也。《姚察传》亦云：梁、陈二史本察所撰，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，临殁时以体例戒其子思廉博访撰续。此思廉自撰其父之传，盖纪实也。两朝数十卷书，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始就，盖作史之难，不难于叙述，而难于考订事实、审核传闻，故不能速就耳。至其文笔，亦足称良史。所可嫌者，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，稍觉繁冗。而叙事之简严完善，则李延寿亦不能过。宋子京谓《南史》过本书远甚，非确论也。又《宋、齐书》传论多四六体，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。至姚察则全作散文，思廉因之亦然，虽魏郑公所撰《梁纪总论》亦不及矣。
《梁书》多载芜词
《梁书》叙事虽简洁，然其所载文词仍循《宋、齐书》旧式，故亦不免繁芜，……《南史》列传止书赠谥，尽削诏词，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。
《陈书》书法
《陈书》避讳处太多。如本继梁敬帝之禅也，先载封武帝为陈公一诏，加九锡一策，又禅位诏、策各一，于是武帝始受禅。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，车旗、正朔一如故事，宫馆、资给务极优隆。永年二年，江阴王薨，诏遣太宰吊祭。绝不见篡弑之迹。此固循《宋、齐、梁书》之旧例也，然其事终不可没，则应错见于列传中。……
《魏书》
《魏书》自道武帝诏邓渊著《代记》十余卷，太武帝又诏崔浩撰《国书》三十卷，皆用编年体，孝文帝诏李彪、崔光改作纪传，后又有崔鸿、王遵业续撰，宣武帝又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，又有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此收书所本也。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，迄齐文宣时始成，众口沸腾，号为"秽史"，文宣敕《魏书》且勿施行。此收初成之本也。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，收奉诏颇有改正，于是《魏书》遂行。此收初改之本也。武成帝又敕收更审，收更有回换，遂为卢同立传，先特为崔绰立传，至是绰反附出，而《杨愔传》又增"有魏以来一家而已"八字。此收再改之本也。后主纬天统五年，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四年，又诏史馆更撰《魏书》。按《魏书》李纬改作李系，盖以后主讳故避之，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。此又收三改之本也。然则《魏书》在收一人已四易稿，而其书尚芜杂若此，信乎作史之难也。隋时又有魏澹所撰《魏史》，隋文帝以收书褒贬失实，诏澹别撰。其义例与收不同，以西魏为正，东魏为伪，凡邻国之帝不书名，太子则书字，平文、昭成、献明三帝称谥，余不称谥，太武、献文被弑皆直书其事，不存隐讳，纪传后不立论赞，具见《澹传》中，当时号为良史。隋时又有卢彦卿撰《后魏纪》三十卷，唐时又有张大素《后魏书》一百卷，裴安时《元魏书》三十卷，今皆不传。
《魏书》书法
《魏书》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，最为明晰。其书法妄自尊大，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，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，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，晋愍封猗卢为代王，不能没也。至书东晋元帝，则已云司马睿僣大位于江南。其他如汉、赵、秦、燕诸国，斥之为僣为伪，更无论矣。……
《魏书》自道武帝诏邓渊著《代记》十余卷，太武帝又诏崔浩撰《国书》三十卷，皆用编年体，孝文帝诏李彪、崔光改作纪传，后又有崔鸿、王遵业续撰，宣武帝又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，又有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此收书所本也。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，迄齐文宣时始成，众口沸腾，号为"秽史"，文宣敕《魏书》且勿施行。此收初成之本也。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，收奉诏颇有改正，于是《魏书》遂行。此收初改之本也。武成帝又敕收更审，收更有回换，遂为卢同立传，先特为崔绰立传，至是绰反附出，而《杨愔传》又增"有魏以来一家而已"八字。此收再改之本也。后主纬天统五年，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四年，又诏史馆更撰《魏书》。按《魏书》李纬改作李系，盖以后主讳故避之，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。此又收三改之本也。然则《魏书》在收一人已四易稿，而其书尚芜杂若此，信乎作史之难也。隋时又有魏澹所撰《魏史》，隋文帝以收书褒贬失实，诏澹别撰。其义例与收不同，以西魏为正，东魏为伪，凡邻国之帝不书名，太子则书字，平文、昭成、献明三帝称谥，余不称谥，太武、献文被弑皆直书其事，不存隐讳，纪传后不立论赞，具见《澹传》中，当时号为良史。隋时又有卢彦卿撰《后魏纪》三十卷，唐时又有张大素《后魏书》一百卷，裴安时《元魏书》三十卷，今皆不传。
《魏书》书法
《魏书》本纪兼载邻国兴灭继立等事，最为明晰。其书法妄自尊大，惟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，以拓跋之先本授职于司马氏，故书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，晋愍封猗卢为代王，不能没也。至书东晋元帝，则已云司马睿僣大位于江南。其他如汉、赵、秦、燕诸国，斥之为僣为伪，更无论矣。……
《魏书》芜冗处
《魏书》最为芜冗，尤可厌者，一人立传，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，有功绩无功绩，皆附缀于后，有至数十人者。如《陆俟传》载其子孙馥〔馛〕、琇等十六七人，《李顺传》载其子孙敷、式等二十馀人，以及卢元、李灵、崔逞、封彝皆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，一似代人作家谱者。所载之人别无可纪，但叙其官阀一二语而已，则何必多费笔墨耶？当时陆操尝病其叙诸家枝叶过为繁碎，魏收谓因中原丧乱，谱牒遗亡，是以具书支派。此虽见其采辑之本意，而不尽然也。盖传中诸人子孙，多与收同时，收特以此周旋耳。《齐书·魏收传》称收修史时，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书录，饰以美言。与阳休之善，则为其父固作佳传，固曾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劾，而收书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，李平深相敬重。又尝纳尔朱荣子金，故减荣之恶，传论云："若修德义，则韩、彭、伊、霍、夫何足数！"可见收修书全以公事而市私情。而其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。《北史·刁柔传》云柔与收同修《魏史》，志在偏党，凡其内外通亲并虚美过实。此皆当日阿徇情事也。乃李延寿修《北史》已在唐时，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，可以无所瞻徇，何以亦仍《魏书》之旧，胪列不遗耶？
《北齐书》
《北齐书》亦有数卷亡失，而后人取《北史》以补之者。试以《北史》核对，便自了然。盖《北史》虽据各史修成，而其间剪裁增损，必大同小异，断无有一字不差者。……盖补书者全用《北史》，恐人见其抄袭之迹，故于此纪杂取诸书成篇以示小异，而不知其芜杂不伦也。
按唐初虽修成梁、陈、周、齐诸史，自有《南、北史》出而诸史皆不行，自非大力藏书家罕有能备之者。今所传《后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皆宋初取内府本，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。观于胡安国等序《后周书》，谓仁宗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，又募天下献书，得夏竦、李巽两家本，始校正镂板以行。是内府之藏，天下之大，不过此数本。《周书》如此，魏、齐书亦可知，有宋镂板时，度亦必购募以校其缺佚，而已遗失若此，可见唐时诸史之流传于世本自无多也。今诸史遍天下，而世罕有知其残缺取《北史》补成之事，则未尝取《南、北史》核对耳。
《周书》
《周书》叙事繁简得宜，文笔亦极简劲，本令孤德棻所撰也。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，各史体例皆其所定，兼又总裁诸史，而《周书》乃其一手所成。武德中诏修各史，德棻已奉敕与庾俭修《周书》。贞观中再诏修诸史，德棻又奉敕与岑文本修《周书》。继又引崔仁师佐修，是同修者虽有数人，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。李延寿南、北二史亦先就正于德棻，然后敢表上，则可知德棻宿学，为时所宗矣。今试取《北史》核对，当后周时区宇瓜分，列国鼎沸，北则有东魏、高齐，南则有梁、陈，迁革废兴，岁更月异，《周书》本纪一一书之，使阅者一览了然。《北史》虽亦兼记邻国之事，然有书有不书者，如高欢之死，高澄之篡，皆北邻大事也，侯景之逆，梁武、简文、元帝之革易，皆南邻大事也，而《北史·周纪》一切不书。《周书》本纪则大统十三年书齐神武薨，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，十五年书文襄为盗所杀，十六年书齐文宣废魏帝而自立。其于萧梁之事，则于魏废帝元年总书云：侯景之克建邺也，奉梁武为主，梁武以愤恚薨，景又立其子纲，寻废纲而自立，纲弟绎讨景擒之，是为元帝；于恭帝元年，又书梁将王僧辩、陈霸先立梁元帝子方智为主。此皆《北史·周纪》内所不书者，而《周书》则纪载不遗，以醒眉目，此书法之最得者也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及北齐书，凡易代之际，必有九锡文、禅位诏，陈陈相因，可为呕哕。西魏之逊于周，当亦必有此等虚文，而《周纪》不载，更见其剪裁之净。他如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，可见一代策勋之典；《苏绰传》载其六条诏书及《大诰》全篇，可见一代创制之事；《宇文护传》载其母子相寄之书，千载下神情如见；《王褒传》载其寄周宏让书，《庾信传》载其《哀江南赋》，此二人皆以才著，故特存之，以见一斑，亦非如《魏书》之广辑芜词，徒以充卷帙也。惟魏孝武之崩，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，《周书》但书魏孝武崩，而不见被鸩之事。王罴当元颢入洛，曾受其伪官，而《周书·罴传》亦不书此，未免意存隐讳。《宇文导传》：侯景遣使请援，朝议将应之，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。按景在河南。距陇右二千余里，有何关涉？据《北史》，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，故移导于陇右也，《周书》少此数语，遂无头绪。又《独孤信传》云：景寇荆州，乃以信为大使，抚慰三荆，寻除陇右大都督。则又似信先往荆州，后任陇右矣。以《北史》参较，则信本督陇右，因有侯景之事，故遣往荆州，及景已入梁，故信仍回陇右也，《周书》亦不叙明。宇文贵之子昕入隋为功臣，《周书》以其为隋臣，则不入周传可也，乃又附于《贵传》后，既附传矣，则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，武帝以失利欲还，昕谓"破竹之势已成，何可舍之？"遂再战，即破晋阳。此皆在周时功绩也，而《昕传》又不书，未免取舍失当。又《皇后传》每后必载其策立之文，亦殊无谓。至其编次各传，宇文测、测子深及宇文神举，皆宗室也，而不入《宗室传》。宇文孝伯，深之子也，又不附《深传》，而另为卷。王雄、王谦，父子也，侯莫陈崇之与侯莫陈顺，尉迟迥之与尉迟纲，李贤之与李穆，赵贵之与赵善，皆兄弟也，而亦各分卷，未免多费笔墨矣。
《隋书》
《隋书》最为简练，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，且书成进御，故文笔严净如此。《南·北史》虽工，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，至据事直书，以一语括十数语，则尚不及也。或疑其记事多遗漏，如薛道衡死，炀帝曰："复能作'空梁落燕泥'否？"及李密牛角挂《汉书》并侍直仗下，炀帝斥为黑色小儿之类，列传中皆不书，似觉疏略。不如此皆事又丛碎无关系者，不过《世说》及诗话中佳料，本非正史所宜收，删之正见其去取得宜，未可轻议也。又如裴矩入唐为民部尚书，何稠入唐为将作匠，陈茂入唐为梁州总管，此宜俟他日编作唐臣。乃以其功绩多在隋世，遂为立传于《隋书》，更见当时公论在人，毫无忌讳。虞世南在贞观时宠遇甚优，而其兄《世基传》内直书罪恶，不能稍掩，尤见史笔之严也。惟房彦谦在隋世本无事迹可纪，而特载其与张衡书数千百言，叙为佳传，未免以其子玄龄时方为相，且总知诸史，故稍存瞻徇耳。张衡与晋王广谋篡，文帝临危时，广使衡侍疾，俄而帝崩。此何等事，而《衡传》不载，仅于《宣华夫人传》内附见之，则亦未为直笔。至于韦孝宽虽立功于周，然隋高祖摄政时，尉迟迥怀异图，孝宽奉命驰往察变，得其反状，乃亟西还，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，复谓绎吏曰："蜀公(即尉迟迥）将至，宜速具酒食。"迥果遣骑来追，每驿无马，有盛馔，遂追不及，而孝宽得回，使高祖严为备，则孝宽之尽心于高祖可知，是《隋史》宜为立传，而竟不书，岂以《周书》内已有传，故不复复出耶？然其子韦寿方立传于《隋书》，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，何妨于《寿传》内叙入，乃《寿传》既不叙入，又于其从子《韦艺传》内见之，殊两失矣。李密归唐，封邢国公，以其隋末尝臣于越王侗，故亦立传于《隋书》。然密入唐旋复被诛之事，何以又不书？此不可解。伊娄谦一生事迹在周，宜编入《周书》；卢思道事迹半在齐，半在周，乃俱编入《隋书》，亦觉无谓。《北史》：源师以孟夏龙见当雩，高阿那肱闻之，以为真龙出，惊起问龙所在。师曰："此龙星见，非别有真龙也。"阿那肱怒曰："汉儿多事，强知星宿。"《隋书》则述阿都肱语曰："何乃干知星宿？"此语殊不及《北史》之明爽。《通鉴》：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高丽，猝闻杨玄感反，回兵击之。诸将以非诏旨为疑，护儿曰："高丽之事小，玄感之患大，如以违命见责，我自任之。"遂回，破玄感。《隋书》但云玄感作逆，护儿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。此语似不如《通鉴》之有生气。
《南、北史》原委
《南北史》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：其父大师，少有著述之志，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南北分隔，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，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，欲仿《吴越春秋》体编年纪之。客于侍中杨恭仁家，有宋、齐、梁、魏四代史，因渐次编辑，未毕而殁。延寿欲继先志，适在颜师古、孔颖达下佐修各史，因得齐、梁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，合之家中旧本，参订编次，尚多所阙。贞观十五年，令孤德棻奏延寿同修《晋书》，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、齐、魏三代之事。十七年，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《隋书》"十志"，因益得披寻校勘。时史局中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》已就，以"十志"未成，故未颁行。延寿不敢使人抄录，乃手自缮写，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，然后成书，前后凡十六年。既讫事，呈令孤德棻阅毕，始表上之，时已在高宗之世。此《南、北史》始末也。按延寿修史时，沈约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《齐书》、魏收、魏澹两家《魏书》，皆已流布。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史且未颁行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，故得抄录，以为底本，而参考杂史以成之。删去芜词，专叙实事，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，洵称良史。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，今以各原书核对，延寿于宋、齐、魏三史删汰最多，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；于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，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，延寿亦在纂辑之列，已属善本故也。
《南史》繁简失当处
《南史》于宋事惟刘穆之、谢晦、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，实为繁简得宜。其馀大都仍《宋书》原文而少节之，如王懿、张劭、张敷、张畅、刘敬宣、朱龄石、毛修之、傅宏之、胡藩、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。其增于《宋书》者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易动观听。如《孝武纪》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，魏太武大举至城下，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，帝改服随畅出。孝伯目帝不辍，出谓人曰："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。"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，每旦盥漱又命酒，俄顷数斗，凭几昏睡。或有奏事，则肃然整容，无复酒色，内外皆服其神明。《废帝纪》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，即位后欲掘孝武陵，并詈孝武为"〈鼻查〉奴"。《刘穆之传》：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。《刘述传》增其视从子俣疾，命取酒肉，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。《刘瑀传》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，有牛驶驭精等语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，兼可资谈柄。然《南史》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，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。其删节旧史处，亦有失之太简者。《王镇恶传》：武帝讨与司马休之，镇恶为先锋，闻帝将至，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，全不书。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、徐道覆，积战功甚多，《南史》一切不载，直从武帝不豫，道济受顾命叙起。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，兵不满万，而桓玄兵数万奄至，诸将惧欲退，道规力持不可，乃大战破之，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，《宋书》一一叙之。而其下云：江陵之平也，道规推刘毅为元功，何为忌为次功，己为末功，此正见其有功不伐。《南史》于战功一概删去，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，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。《刘真道传》，《宋书》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，战功甚著；《孟龙符传》，《宋书》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，先夺据水源，功为第一。《南史》皆不书。《宋书·文穆王皇后传》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，被妒离婚，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，并载江敩辞婚一疏，《南史》尽删之，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。然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俱不立《帝女传》，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？《宋书》于《王皇后传》牵连书之，未尝无意，《南史》不载，转无以垂戒，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。
《南史》多用《齐书》原文
《南史》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，以见其考核之博、叙述之工，其馀则多仍《齐书》旧文，非篇篇俱有改订也。如《齐书》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，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，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。《南史》则谓《望之传》不载齐典，所书恐乖实录，颜师古注解《汉书》已正其非，故削而不录，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，此其纪实也。他如《郁林王何妃传》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，《褚渊传》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，渊读书不辍。父殁后，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，嫡母求之，郭欲不与，渊力劝乃与之。山阴公主悦渊美，请于帝，召入，主夜就之，渊坚拒不乱。明帝临崩，托顾命于渊，有"欲使着黄罗椤"之语。四贵辅政时，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，渊与袁粲同答一书，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。《王俭传》增其说齐高受禅，及代向褚渊关说；齐国建后，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；齐受禅后，酌定郊祭、殷祭之礼；皇太子妃薨，酌定宫臣之服等事。《刘善明传》增其少厉清节，及母陷于魏，乃颇贪，或问之，知以将赎母故，母归，清节益峻等事。皆颇有关系。其他仍多用《齐书》，无甚改易。观垣荣祖、焦度、张岱、褚炫、何戢、张绪、张融、周显、王晏、萧谌、萧坦之、江敩、徐孝嗣、萧缅、张欣泰等传，可核对也。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，不过琐言碎事。如《高帝纪》增其少时符瑞，《皇后传》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，后梦有迎车至，如常人礼，后不肯去，继有龙旗豹尾迎者，乃喜从之，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，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。《郁林王纪》增高帝尝拔白须，因王在旁，呼帝为太翁，乃止不拔。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。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，曾借钱十七万。虎已卒，梁武即位，忘之，忽梦虎来责，乃送钱还其子，仍擢用之。《谢超宗传》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，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。如此之类，大都新奇可喜，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。
《南史》与齐、梁、陈三书互异处
《南史》于萧齐事多用《齐书》原文，纵有增删，无甚岐异。……盖《梁书》多用国史记载，粉饰原文，而《南史》则参考实事也。……《陈书》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，但云知名梁代，二宫礼遇优厚，每得赐，为察游学之资。盖自讳其医也。
《北史》多取魏收书
唐初修各朝诸史。本欲兼修《魏书》，因秘书省奏《魏书》有魏收、魏澹二本，遂不复修。是唐初收、澹二本具在。
《南北史》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：其父大师，少有著述之志，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南北分隔，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，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，欲仿《吴越春秋》体编年纪之。客于侍中杨恭仁家，有宋、齐、梁、魏四代史，因渐次编辑，未毕而殁。延寿欲继先志，适在颜师古、孔颖达下佐修各史，因得齐、梁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，合之家中旧本，参订编次，尚多所阙。贞观十五年，令孤德棻奏延寿同修《晋书》，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、齐、魏三代之事。十七年，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《隋书》"十志"，因益得披寻校勘。时史局中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》已就，以"十志"未成，故未颁行。延寿不敢使人抄录，乃手自缮写，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，然后成书，前后凡十六年。既讫事，呈令孤德棻阅毕，始表上之，时已在高宗之世。此《南、北史》始末也。按延寿修史时，沈约《宋书》。萧子显《齐书》、魏收、魏澹两家《魏书》，皆已流布。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史且未颁行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，故得抄录，以为底本，而参考杂史以成之。删去芜词，专叙实事，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，洵称良史。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，今以各原书核对，延寿于宋、齐、魏三史删汰最多，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；于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，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，延寿亦在纂辑之列，已属善本故也。
《南史》繁简失当处
《南史》于宋事惟刘穆之、谢晦、檀道济诸大传多有删改，实为繁简得宜。其馀大都仍《宋书》原文而少节之，如王懿、张劭、张敷、张畅、刘敬宣、朱龄石、毛修之、傅宏之、胡藩、刘康祖等传可核对也。其增于《宋书》者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易动观听。如《孝武纪》增其为皇子守彭城时，魏太武大举至城下，长史张畅出与魏李孝伯语，帝改服随畅出。孝伯目帝不辍，出谓人曰："张侯侧有人风骨非常士也。"又孝武末年好为长夜之饮，每旦盥漱又命酒，俄顷数斗，凭几昏睡。或有奏事，则肃然整容，无复酒色，内外皆服其神明。《废帝纪》增其为太子时常被孝武斥责，即位后欲掘孝武陵，并詈孝武为"〈鼻查〉奴"。《刘穆之传》：增其贫时向妻舅乞槟榔被侮。《刘述传》增其视从子俣疾，命取酒肉，谓礼有疾饮酒食肉等事。《刘瑀传》增其与何偃并驰落后，有牛驶驭精等语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虽足使阅者动色解颐，兼可资谈柄。然《南史》之佳处在于删繁存要，而不在此谈琐言碎语事也。其删节旧史处，亦有失之太简者。《王镇恶传》：武帝讨与司马休之，镇恶为先锋，闻帝将至，乃先攻斩休之将朱襄一段功绩，全不书。檀道济先从武帝讨卢循、徐道覆，积战功甚多，《南史》一切不载，直从武帝不豫，道济受顾命叙起。又刘道规追桓玄于峥嵘洲，兵不满万，而桓玄兵数万奄至，诸将惧欲退，道规力持不可，乃大战破之，又攻桓仙客偃月垒等功甚著，《宋书》一一叙之。而其下云：江陵之平也，道规推刘毅为元功，何为忌为次功，己为末功，此正见其有功不伐。《南史》于战功一概删去，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数语，则竟似道规之功本少矣。《刘真道传》，《宋书》叙其与裴方明等讨破杨难当及其子虎，战功甚著；《孟龙符传》，《宋书》叙其广固之战以单骑冲贼，先夺据水源，功为第一。《南史》皆不书。《宋书·文穆王皇后传》载其弟藻尚临川公主，被妒离婚，因历叙宋世公主妒恶，并载江敩辞婚一疏，《南史》尽删之，以其与王皇后无涉也。然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俱不立《帝女传》，则此等宫闱恶习于何见之？《宋书》于《王皇后传》牵连书之，未尝无意，《南史》不载，转无以垂戒，此又过求简净之失也。
《南史》多用《齐书》原文
《南史》于萧齐时事亦仅于诸大传增减窜易，以见其考核之博、叙述之工，其馀则多仍《齐书》旧文，非篇篇俱有改订也。如《齐书》本纪谓萧氏出汉萧何之后，萧望之乃其先祖之次，因历叙自何以下直至齐高帝世之次。《南史》则谓《望之传》不载齐典，所书恐乖实录，颜师古注解《汉书》已正其非，故削而不录，只从高帝之高祖淮阴令叙起，此其纪实也。他如《郁林王何妃传》增萧坦之请杀妃所私杨珉之一事，《褚渊传》增其父湛之牛堕井躬自挽之，渊读书不辍。父殁后，有两厨宝物在其生母郭氏处，嫡母求之，郭欲不与，渊力劝乃与之。山阴公主悦渊美，请于帝，召入，主夜就之，渊坚拒不乱。明帝临崩，托顾命于渊，有"欲使着黄罗椤"之语。四贵辅政时，有齐高让增户邑一书，渊与袁粲同答一书，以及在丧粲室啸咏等事。《王俭传》增其说齐高受禅，及代向褚渊关说；齐国建后，酌定朝仪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礼；齐受禅后，酌定郊祭、殷祭之礼；皇太子妃薨，酌定宫臣之服等事。《刘善明传》增其少厉清节，及母陷于魏，乃颇贪，或问之，知以将赎母故，母归，清节益峻等事。皆颇有关系。其他仍多用《齐书》，无甚改易。观垣荣祖、焦度、张岱、褚炫、何戢、张绪、张融、周显、王晏、萧谌、萧坦之、江敩、徐孝嗣、萧缅、张欣泰等传，可核对也。即较原书稍有增加者，不过琐言碎事。如《高帝纪》增其少时符瑞，《皇后传》增高后陈氏先与裴氏议婚，后梦有迎车至，如常人礼，后不肯去，继有龙旗豹尾迎者，乃喜从之，后裴果不成婚而嫁于帝，及炒胡麻未燃火而薪自烧等事。《郁林王纪》增高帝尝拔白须，因王在旁，呼帝为太翁，乃止不拔。豫章王嶷死后见形于沈文季。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，曾借钱十七万。虎已卒，梁武即位，忘之，忽梦虎来责，乃送钱还其子，仍擢用之。《谢超宗传》刘道隆闻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，乃出问超宗身有异毛。如此之类，大都新奇可喜，其实无关于朝政之大也。
《南史》与齐、梁、陈三书互异处
《南史》于萧齐事多用《齐书》原文，纵有增删，无甚岐异。……盖《梁书》多用国史记载，粉饰原文，而《南史》则参考实事也。……《陈书》不载僧坦以医术得幸，但云知名梁代，二宫礼遇优厚，每得赐，为察游学之资。盖自讳其医也。
《北史》多取魏收书
唐初修各朝诸史。本欲兼修《魏书》，因秘书省奏《魏书》有魏收、魏澹二本，遂不复修。是唐初收、澹二本具在。
《北史》删《魏书》太简处
《南、北史》本就各朝原史删成，然《南史》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，《北史》于元魏纪传则但有删减耳。今一一核对。……此皆载在《魏书》各传中，而《北史》《任城王澄传》、《中山王英传》、穆亮、司马悦、刁雍、刁整、源子恭等传一切不书。岂《魏书》所载本不实耶，抑南、北两朝国史各自夸胜讳败，若一一存之，则《南、北史》核对多不符合，故宁一切删之，以免岐互之迹耶？
《北史》较《北齐书》繁简互有得失处
《北历》于《魏书》大概删者多而增者少，以《魏书》本芜杂故也。于周、齐诸书则增者甚多，盖周、齐诸书修于贞观，而每史皆须进御，兼有魏徵等为总载，故下笔不苟。其有琐言碎事稍有亵者，类从删削，史体固应如是也。然亦有过于简严，而不足以传其人之真者。《北史·高乾传》：河阴之战，高昂轻敌，以麾盖自随。西人尽锐攻之，一军皆没，昂单骑逃至河阳，太守高永洛与昂有隙，闭门不纳。求绳又不得，以刀穿阁，未彻而追者至，乃伏于桥下。追骑迫之，昂奋头曰："来，与尔开国公！"遂斩以去。神武闻昂死，如丧肝胆，杖永洛二百。周师购昂首者布绢万段，岁岁与之，及周亡犹未竟。此段文字，千载下犹有生气，而《齐书》但云昂奔河阳城，不得入，遂为西军所害；真及索然无味。又《北史·慕容绍宗传》：神武临终语世子澄，谓可敌侯景者，惟绍宗。及神武殁，景果反，澄遣诸将往，皆败，乃遣绍宗与高岳讨之。景初闻韩轨往，曰"噉猪肠小儿"，闻高岳往，曰"此兵精人凡耳"，及闻绍宗往，乃曰："谁教鲜卑小儿遣此人，若然，高王未死耶！"此可见绍宗素有以慑景。而《北齐书》但云：前后诸将往者，莫不为其所轻，及闻绍宗与岳将至，乃谓其属曰："岳所部兵精，绍宗旧将，宜慎之。"语亦无生气。……
《南、北史》夹叙法
《南、北史》往往用来叙法，盖以人各一传则不胜其立，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爱，故因端而旁及之。如《齐豫章王嶷传》忽入荀丕一小传。《虞玩之传》忽入唐寓之反一事。《王僧虔传》忽入陈天福豫作寿冢，冢成而遭刑，即葬焉；刘镇之少年病笃，已办凶器，后九十余乃卒，方用之。《崔慧景传》忽入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，仕至议曹从事，事发，乃为妇人服以去。《曹景宗传》忽入钟山蒋帝神一事。《始兴王憺传》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岁，上津人年一百十六岁等事。《北史·斛律光传》因光死，命邢祖信籍其家，祖珽问得何物，祖信以宴射箭、挝仆枣木杖为对，珽大惭。人皆尤祖信，曰："好宰相尚死，我何足惜。"此叙祖信正明光之无罪也。因带叙祖信少时，父为李庶所卿，信亦诣庶曰"暂来见卿，还辞卿去"之一事。《李元忠传》忽附其女名法行，自誓不嫁，出家为尼。弟宗侃与族人争田，法行以己田偿之，由是两家感义，闲其田俱不取一事。此等事于本传初无甚关涉，而牵连书之，可以见事繁文省之法，亦以见其好奇之过也。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自相牴牾处
《南史·张丽华传》：丽华从陈后主入井，隋军出之，晋王广命斩于青溪。而《北史·高颎传》：晋王欲纳丽华，颎曰："武王伐纣戮妲己，今平陈不宜娶此。"乃斩之。是《南史》以为晋王所杀，《北史》以为高颎所杀。其自相牴牾一也。……
《南、北史》往往用来叙法，盖以人各一传则不胜其立，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爱，故因端而旁及之。如《齐豫章王嶷传》忽入荀丕一小传。《虞玩之传》忽入唐寓之反一事。《王僧虔传》忽入陈天福豫作寿冢，冢成而遭刑，即葬焉；刘镇之少年病笃，已办凶器，后九十余乃卒，方用之。《崔慧景传》忽入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，仕至议曹从事，事发，乃为妇人服以去。《曹景宗传》忽入钟山蒋帝神一事。《始兴王憺传》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岁，上津人年一百十六岁等事。《北史·斛律光传》因光死，命邢祖信籍其家，祖珽问得何物，祖信以宴射箭、挝仆枣木杖为对，珽大惭。人皆尤祖信，曰："好宰相尚死，我何足惜。"此叙祖信正明光之无罪也。因带叙祖信少时，父为李庶所卿，信亦诣庶曰"暂来见卿，还辞卿去"之一事。《李元忠传》忽附其女名法行，自誓不嫁，出家为尼。弟宗侃与族人争田，法行以己田偿之，由是两家感义，闲其田俱不取一事。此等事于本传初无甚关涉，而牵连书之，可以见事繁文省之法，亦以见其好奇之过也。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自相牴牾处
《南史·张丽华传》：丽华从陈后主入井，隋军出之，晋王广命斩于青溪。而《北史·高颎传》：晋王欲纳丽华，颎曰："武王伐纣戮妲己，今平陈不宜娶此。"乃斩之。是《南史》以为晋王所杀，《北史》以为高颎所杀。其自相牴牾一也。……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亦有繁冗处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本李延寿承其父大师遗意，刊究南北各朝事迹，勒成此书。《新唐书》谓其有条理，删落酿词，过本书远甚。今按其书，较各朝史实为简净，然亦有采摭新奇荒诞之事，增多于旧者。如叙宋武帝、齐高帝微时符瑞各数千字，梁武帝、陈武帝符瑞则又不总叙在前，而间段插叙于纪中，亦各数千字，此皆好奇之过也。史称宋武微时多符瑞，及贵，史官审以所闻，皆拒而不答。延寿之识反不及此耶？又叙齐东昏荒纵之事，亦较《齐书》增多数千字。《沈约传》叙约先世几至三千余字。《魏收传》叙先世亦如之。《李谧传》后亦叙其先世，累幅不尽，皆未免繁费。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多复句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虽善叙事，然句法重复处太多。……此《北史》之复句也。虽卷帙繁多，自不能无重迭，然亦何至累百其词，略无变换？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随笔成文，不拘一格，才分之相越，固不可道里计矣。
卷十
《旧书》主于详明，《新书》主于简括。即如二十一帝纪，《旧书》几三十万字，《新书》仅九万字，此其大较也。然《旧书》本纪凡生杀予夺之事皆略见其所由，而《新书》则必一一考之列传而后见，此亦两书之各有得失者也。……
《旧唐书》编订之失
《旧书》列传七十二卷既有杨朝晟，乃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，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礼，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礼。考其事迹，实系一人两见，并非两人偶同姓名者。又列传目录韦安石下有韦况，而传中竟无况。《韦安石传》末谓其兄叔夏另有传，然列传中竟无《韦叔夏传》。编订如此，则修史之草率可知。又张士贵，唐初功臣，乃编入高宗时诸将程务挺等传内。元献杨皇后在杨贵妃之前，乃编在贵妃后。此皆《旧书》之失当者。《新书》李渤、裴潾、李中敏、李甘、白居易皆元和、长庆时人，乃编在张柬之等五王之前，此又《新书》之失。
《新唐书》改订之善
《旧唐书》无《兵志》，则有唐一代府兵、彍骑等制于何纪载？无《选举志》，则明经、进士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？列传内无"公主"一门，则柴绍妻之佐成帝业，安乐公主之弑逆，太平公主之谋变，于何纪载？无"奸臣"一门，则李林甫、卢杞、崔昭纬、崔缁郎、柳璨等之奸邪，于何示诫？《新唐书》增其类，一一传之，较为详备也。《旧书》有志无表，《新书》增《宰相表》、《方镇表》、《宗室世系表》，亦更周密。又《旧书》武后编入本纪，故《皇后传》内不复立传。《新书》则既有《武后本纪》，又有《武后传》，或疑欧公作纪，宋公作传，各不相谋，遂致重出。不知本纪专载改朔易号、用人行政诸大事，而淫秽琐屑之迹，本纪中既不便书，又不可全没其实，是以纪、传两存。观传中所叙皆本纪所不书者，是不得谓欧、宋二公彼此不相参订也。《新书》又增立《藩镇传》，使各镇传袭杀夺，展卷了如，尤为明晰。诸传中又有各从其类、较为允当者。……此皆《新书》之改正旧失，斟酌尽善，更无可议者。又有《旧书》有传而《新书》删之者。……本无事实可纪也。……有《旧书》无传而《新书》增之者。……
《新唐书》编订之失
《新唐书》编订亦有可议者。立《宗室世系表》，李唐一代支属，固属灿然，然列传中既有《诸王传》，则其子孙已附于其祖之后，虽无表亦自可稽。至《宰相世系表》，其一门数相，如萧氏、崔氏等，为之疏其支派，尚属有说，其一姓仅一相，而必为之详叙家世，不几于代作族谱乎？若欲以见谱学之博，则又非可仅谱宰相而已，此欧公好博之过也。……
《新唐书》得史裁之正
吴缜《纠缪》谓《新书》多采唐人小说，但期博取，故所载或全篇乖牾。然李泌子繁尝为泌著家传十篇，《新书·泌传》虽采用之，而传赞云：繁言多不可信，按其近实者著于传。是《新书》未尝不严于别择。今按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，而《新书》初不滥收者。如《王播传》不载其"阇黎饭后钟"之事，《杜牧传》不载其扬州狎游，牛奇章遣人潜护，及湖州水嬉、绿树成阴之事，《温廷筠传》不载其令孤綯问故事，答以出在《南华》，遂遭摈抑之事。《李商隐传》不载其见摈于綯，因作诗谓"郎君官贵，东阁难窥"之事。此皆载诗话及《北梦琐言》等书，脍炙人口，而《新书》一概不收，则其谨严可知。然此犹稗官也。刘秩为房琯所器，琯出兵，尝曰："贼曳落河虽多，岂能当我刘秩？"郭暧尚升平公主，夫妻有违言，为公主所诉，代宗慰郭子仪，有"不痴不聋，不作阿家翁"之语。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《通鉴》，则非謏闻可知。而《新书》《秩传》、《暧传》、《公主传》俱不载。然此犹曰非旧书所有也。杨绾四岁时，坐客各举一物，以四声呼之，绾指铁灯树呼曰"灯盏柄曲"。钱起客湖湘间，遇鬼吟"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"之句，后入试，用以押官韵，遂登第。傅孝忠善占星，姜师度喜穿漕渠，时人语曰"孝忠两眼看天，师度一心穿地"。史思明攻太原，李光弼使人为地道，突出擒贼，贼惊呼为"地藏菩萨"。此皆《旧书》所载，《新书》以其稍涉于纤且俚，遂削而不书。则其立言有体，较之《晋书》、《南、北史》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，其卓识固不同矣。《段秀实传》则采柳子厚所撰《逸事状》以增之。《鱼朝恩传》则采苏鹗《杜阳杂编》以增之。《旧书·良吏传》无韦丹、何易于，则采杜牧《樊川集》以补丹，采《孙樵集》以补易于。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？亦有琐言碎事，《旧书》所无，而《新书》反增之者。如《韦皋传》：李白为《蜀道难》以讥严武，陆畅为《蜀道易》以美皋，此亦见皋之能好士。《李贺传》：韩愈、皇甫湜至其家，贺即赋《高轩过》，及出游得句，即投古锦囊事。《陈谏传》：尝览染署簿，悉能记其尺寸。贺与谏本文人，无他事迹可纪，此正见其才，非好奇也。
《新唐书》文笔
《旧唐书》列传之文高下不等，其简当完善者，类多国史原文。如《郭子仪传》本裴垍所撰是也。一经修史诸人之手，辄芜杂不伦，至有市井俗语，亦一概阑入，绝不检点者。今略摘数条于此。如《王武俊传》：武俊与朱泚、田悦、李纳一同僣号。《高尚传》：安禄山至东都，见官军四集，惧而责尚曰："汝元向我道万全，今四边若此，向西至关，一步不通，万全何在？更不须见我。"《史思明传》：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："这胡误我！"此等语直是戏曲中打诨，岂可施于文字？子京力矫其弊，宁简毋冗，宁僻毋俗，于《旧书》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，大约事多而文省，语短而意长，过《旧书》远甚，一经对勘，优劣自见。其有仿古逼肖者，如《刘济传》谭忠激济伐王承宗一段文字，绝似《战国策》，刘总谋杀济一段文字，又似《左传》。……《旧书》纪传后有论，尚仍四六体，惟《顺宗纪》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，且论后有赞，虽仿范史，究亦繁复。《新书》改四六为古文，又删除韵语，尤为得体。……《朝野佥载》记李畲母事，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之说。《新书·列女传》记畲母事，则改脚钱曰车庸，《王鉷传》又曰脚直，此皆避俗就雅之法。《通鉴》裴度讨蔡，临行谓宪宗曰："臣若灭贼，则朝天有期；贼在，则归阙无日。"《新书》则云：贼未授首，臣无还期。较《通鉴》语更为简劲。此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也。特其过求简净，有时或不免晦涩者。《旧唐书》武后阅骆宾王檄，至"一抔之土"二句，叹曰："有此才而不用，宰相罪也。"《新书》则述后语曰："宰相安得失此人！"《旧书》杨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，《新书》改为师道妻异姓子，虽似避俗，然不如前夫之子为易晓。况"前夫子"三字亦有所本：《魏书·长孙稚传》"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"，则未为无典也，而"异姓子"三字转不典。《通鉴》董昌将僣号，谓人曰："谶云：兔子上金床。我生太岁在卯，明年复在卯，二月卯日卯时，吾称帝之秋也。"《新书》改云："我生于卯，明年岁旅其次，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，我以其时当即位。"语虽稍文，然不是武人语，且又遗却卯时矣。又《通鉴》宦官杨复恭与假子守亮书曰："吾披荆榛立寿王，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，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！"《新书》改云"奈负心门生何"，则更颓弱无味矣。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。《姜皎传》，《旧书》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，乃唐时原文也。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，则但摘其大意可矣，乃改作全篇散文，首尾完善，一似翻译者。《薛登传》，《旧书》载其谏选举一疏，《新书》既欲存之，则用其原疏可矣，乃通首全为代作，如"陈篇希恩，奏记誓报"等语，原本所无，戛戛独造。取古人之意，自成一家言，此又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。又《王璠传》，《旧书》璠为中丞，与左仆射李绛相遇，不避道。绛上疏论之，事下两省。两省奏，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，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，今李绛所论，于礼甚当。是两省因绛疏而有此议也。《新书》则竟以两省所引韦谦事并入绛疏中，未免私智自用，且诬古人矣。至其造语用字，尤多新奇者，今略摘于左。……此皆极意避俗，戛戛独创者，未免好奇之过，然尚多新辟可喜。至其好用"叵"字代"不可"二字，……又《承天皇帝传》以没奈何为末耐何，《李泌传》以率尔为帅尔，此则徒以新巧避陈俗，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。子京于《郑余庆传》谓其奏议好用古语，如"仰给县官马万蹄"，有司不晓何语，时人讥其不适时。何以子京明讥之而又自袭之也？《旧唐书》亦有涩语，如《韦渠牟传》：朝士皆刓蹄甘乱以附渠牟。
《新唐书》多回护
《新书》于名臣完节者虽有小疵，而于本传多削之，盖亦为贤者讳之意。如褚遂良恶刘洎，遂诬之至死，是遂良生平第一罪过。乃本传中绝不及，仅于传赞中略见之，而详其事于《洎传》。……《通鉴》郭子仪以副使张昙性刚，谓其轻己，听吴曜之谮，奏诛之。田承嗣既降，郭子仪应之缓，承嗣复叛去。而《新书·崔光远传》子仪与贼战汲县，光远援之不力，及光远守魏，与贼战，子仪亦不救，故败。此数事皆子仪短处，而子仪本传不载。…..而《新书》本传不载。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，不忍累以白璧之玷，固用心之忠厚，亦作史之通例也。其于文士尤多所回护。如《王维传》不载其入侍太平公主，弹《郁轮袍》求及第之事。郑虔污伪命六等，定罪谪台州司户，而《虔传》末尝云"终不臣贼"。邵说奏德宗，自叙陷于史思明本末，盖以雪其陷贼之丑。刘禹锡自作《子刘子传》，叙其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，亦以掩其失身之误。柳宗元遗萧俛、许孟容二书，亦以辨其被罪之由。《旧书》皆不载，《新书》一一补之，全载其文，正所以代为昭雪。《旧书·韩愈传》谓愈文之不当者，如柳宗元罗池神碑，李贺不应进士《讳辨》，及《毛颖传》近于讥戏，又当时以史笔推愈，及撰《顺宗实录》，叙事拙于取舍，为当代所非。文宗尝诏史臣添改，愈婿李汉、蒋系方在显位，诸公难之，韦处厚独别撰以进。《新书》于此段议论尽删之，但云"愈文奥衍宏深，沛然有余，其徒李翱、李汉、皇甫湜从而效之，不及远甚，"而略无一语稍贬。盖子京本文人，故有气类之感，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。
《新唐书》多周旋
《新唐书》著其人之美于本传，而别见其疵于他传，固不失隐扬之意。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，使各得专其功，若不数传参观，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，而与他人无与者。此虽善善欲长，究非信史也。……盖欧公作纪，据事直书，子京作传，以此事正当度作相时，不得束手局外，故以此归之。其实非当时实事，则转不免阿好矣。
卷十三吴缜《纠缪》谓《新书》多采唐人小说，但期博取，故所载或全篇乖牾。然李泌子繁尝为泌著家传十篇，《新书·泌传》虽采用之，而传赞云：繁言多不可信，按其近实者著于传。是《新书》未尝不严于别择。今按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，而《新书》初不滥收者。如《王播传》不载其"阇黎饭后钟"之事，《杜牧传》不载其扬州狎游，牛奇章遣人潜护，及湖州水嬉、绿树成阴之事，《温廷筠传》不载其令孤綯问故事，答以出在《南华》，遂遭摈抑之事。《李商隐传》不载其见摈于綯，因作诗谓"郎君官贵，东阁难窥"之事。此皆载诗话及《北梦琐言》等书，脍炙人口，而《新书》一概不收，则其谨严可知。然此犹稗官也。刘秩为房琯所器，琯出兵，尝曰："贼曳落河虽多，岂能当我刘秩？"郭暧尚升平公主，夫妻有违言，为公主所诉，代宗慰郭子仪，有"不痴不聋，不作阿家翁"之语。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《通鉴》，则非謏闻可知。而《新书》《秩传》、《暧传》、《公主传》俱不载。然此犹曰非旧书所有也。杨绾四岁时，坐客各举一物，以四声呼之，绾指铁灯树呼曰"灯盏柄曲"。钱起客湖湘间，遇鬼吟"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"之句，后入试，用以押官韵，遂登第。傅孝忠善占星，姜师度喜穿漕渠，时人语曰"孝忠两眼看天，师度一心穿地"。史思明攻太原，李光弼使人为地道，突出擒贼，贼惊呼为"地藏菩萨"。此皆《旧书》所载，《新书》以其稍涉于纤且俚，遂削而不书。则其立言有体，较之《晋书》、《南、北史》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，其卓识固不同矣。《段秀实传》则采柳子厚所撰《逸事状》以增之。《鱼朝恩传》则采苏鹗《杜阳杂编》以增之。《旧书·良吏传》无韦丹、何易于，则采杜牧《樊川集》以补丹，采《孙樵集》以补易于。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？亦有琐言碎事，《旧书》所无，而《新书》反增之者。如《韦皋传》：李白为《蜀道难》以讥严武，陆畅为《蜀道易》以美皋，此亦见皋之能好士。《李贺传》：韩愈、皇甫湜至其家，贺即赋《高轩过》，及出游得句，即投古锦囊事。《陈谏传》：尝览染署簿，悉能记其尺寸。贺与谏本文人，无他事迹可纪，此正见其才，非好奇也。
《新唐书》文笔
《旧唐书》列传之文高下不等，其简当完善者，类多国史原文。如《郭子仪传》本裴垍所撰是也。一经修史诸人之手，辄芜杂不伦，至有市井俗语，亦一概阑入，绝不检点者。今略摘数条于此。如《王武俊传》：武俊与朱泚、田悦、李纳一同僣号。《高尚传》：安禄山至东都，见官军四集，惧而责尚曰："汝元向我道万全，今四边若此，向西至关，一步不通，万全何在？更不须见我。"《史思明传》：思明临死骂曹将军曰："这胡误我！"此等语直是戏曲中打诨，岂可施于文字？子京力矫其弊，宁简毋冗，宁僻毋俗，于《旧书》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，大约事多而文省，语短而意长，过《旧书》远甚，一经对勘，优劣自见。其有仿古逼肖者，如《刘济传》谭忠激济伐王承宗一段文字，绝似《战国策》，刘总谋杀济一段文字，又似《左传》。……《旧书》纪传后有论，尚仍四六体，惟《顺宗纪》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，且论后有赞，虽仿范史，究亦繁复。《新书》改四六为古文，又删除韵语，尤为得体。……《朝野佥载》记李畲母事，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之说。《新书·列女传》记畲母事，则改脚钱曰车庸，《王鉷传》又曰脚直，此皆避俗就雅之法。《通鉴》裴度讨蔡，临行谓宪宗曰："臣若灭贼，则朝天有期；贼在，则归阙无日。"《新书》则云：贼未授首，臣无还期。较《通鉴》语更为简劲。此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也。特其过求简净，有时或不免晦涩者。《旧唐书》武后阅骆宾王檄，至"一抔之土"二句，叹曰："有此才而不用，宰相罪也。"《新书》则述后语曰："宰相安得失此人！"《旧书》杨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，《新书》改为师道妻异姓子，虽似避俗，然不如前夫之子为易晓。况"前夫子"三字亦有所本：《魏书·长孙稚传》"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"，则未为无典也，而"异姓子"三字转不典。《通鉴》董昌将僣号，谓人曰："谶云：兔子上金床。我生太岁在卯，明年复在卯，二月卯日卯时，吾称帝之秋也。"《新书》改云："我生于卯，明年岁旅其次，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，我以其时当即位。"语虽稍文，然不是武人语，且又遗却卯时矣。又《通鉴》宦官杨复恭与假子守亮书曰："吾披荆榛立寿王，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，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！"《新书》改云"奈负心门生何"，则更颓弱无味矣。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。《姜皎传》，《旧书》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，乃唐时原文也。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，则但摘其大意可矣，乃改作全篇散文，首尾完善，一似翻译者。《薛登传》，《旧书》载其谏选举一疏，《新书》既欲存之，则用其原疏可矣，乃通首全为代作，如"陈篇希恩，奏记誓报"等语，原本所无，戛戛独造。取古人之意，自成一家言，此又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。又《王璠传》，《旧书》璠为中丞，与左仆射李绛相遇，不避道。绛上疏论之，事下两省。两省奏，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，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，今李绛所论，于礼甚当。是两省因绛疏而有此议也。《新书》则竟以两省所引韦谦事并入绛疏中，未免私智自用，且诬古人矣。至其造语用字，尤多新奇者，今略摘于左。……此皆极意避俗，戛戛独创者，未免好奇之过，然尚多新辟可喜。至其好用"叵"字代"不可"二字，……又《承天皇帝传》以没奈何为末耐何，《李泌传》以率尔为帅尔，此则徒以新巧避陈俗，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。子京于《郑余庆传》谓其奏议好用古语，如"仰给县官马万蹄"，有司不晓何语，时人讥其不适时。何以子京明讥之而又自袭之也？《旧唐书》亦有涩语，如《韦渠牟传》：朝士皆刓蹄甘乱以附渠牟。
《新唐书》多回护
《新书》于名臣完节者虽有小疵，而于本传多削之，盖亦为贤者讳之意。如褚遂良恶刘洎，遂诬之至死，是遂良生平第一罪过。乃本传中绝不及，仅于传赞中略见之，而详其事于《洎传》。……《通鉴》郭子仪以副使张昙性刚，谓其轻己，听吴曜之谮，奏诛之。田承嗣既降，郭子仪应之缓，承嗣复叛去。而《新书·崔光远传》子仪与贼战汲县，光远援之不力，及光远守魏，与贼战，子仪亦不救，故败。此数事皆子仪短处，而子仪本传不载。…..而《新书》本传不载。此皆欲以完节予其人，不忍累以白璧之玷，固用心之忠厚，亦作史之通例也。其于文士尤多所回护。如《王维传》不载其入侍太平公主，弹《郁轮袍》求及第之事。郑虔污伪命六等，定罪谪台州司户，而《虔传》末尝云"终不臣贼"。邵说奏德宗，自叙陷于史思明本末，盖以雪其陷贼之丑。刘禹锡自作《子刘子传》，叙其与王叔文相善被贬始末，亦以掩其失身之误。柳宗元遗萧俛、许孟容二书，亦以辨其被罪之由。《旧书》皆不载，《新书》一一补之，全载其文，正所以代为昭雪。《旧书·韩愈传》谓愈文之不当者，如柳宗元罗池神碑，李贺不应进士《讳辨》，及《毛颖传》近于讥戏，又当时以史笔推愈，及撰《顺宗实录》，叙事拙于取舍，为当代所非。文宗尝诏史臣添改，愈婿李汉、蒋系方在显位，诸公难之，韦处厚独别撰以进。《新书》于此段议论尽删之，但云"愈文奥衍宏深，沛然有余，其徒李翱、李汉、皇甫湜从而效之，不及远甚，"而略无一语稍贬。盖子京本文人，故有气类之感，观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。
《新唐书》多周旋
《新唐书》著其人之美于本传，而别见其疵于他传，固不失隐扬之意。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，使各得专其功，若不数传参观，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，而与他人无与者。此虽善善欲长，究非信史也。……盖欧公作纪，据事直书，子京作传，以此事正当度作相时，不得束手局外，故以此归之。其实非当时实事，则转不免阿好矣。
《五代史》
宋、金时，《五代史》尚用薛居正所修。金章宗始诏削薛史，专用欧史，事见《章宗太纪》。今欧史列于正史，自章宗始也。书法严洁，固为诸史之最。然韩通忠义，不为立传，前人已议之。此犹或为本朝讳也。……
宋、辽、金三史
宋、辽、金三史，总裁官皆列脱脱衔，以脱脱乃都总裁也。其馀则铁睦尔达世、贺惟一、张起岩、欧阳玄四人，皆总裁三史。吕思诚则第总裁《辽史》，而二史不与；揭傒斯则总裁辽、金二史，而《宋史》不与；李好文、王沂、杨宗瑞总裁宋、金二史，而《辽史》不与。今三史卷首具载，可考也。《续纲目》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，而思诚、好文等不载，未免疏漏。又《元史·阿鲁图传》：修三史，皆为总裁官。则阿鲁图亦总裁也。今《宋史》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，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，而另列为领三史，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。至纂修诸人，三史各有专官，不相搀越。《辽史》四人，则廉惠山海牙、王沂、徐昺、陈绎曾也。《金史》六人，沙刺班、王理、伯颜、赵时敏、费著、商企翁也。《宋史》二十三人，则斡玉伦徒、泰不华、杜秉彝、宋褧、王思诚、干文传、汪泽民、张瑾、麦文贵、贡师道、李齐、余阙、刘闻、贾鲁、冯福可、赵中翰、陈祖仁、王仪、余贞、张翥、吴当、危素也〔按：张翥：之前应补谭慥一人〕。卷帙繁多，时日亦极迫促，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，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。以如许卷帙，成于二三年之间，宜其疏漏芜杂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，不暇汇集三朝，参互考订，故凡南北交涉之事，一经勘对，辄见牴牾。今始摘数条于后，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。(明臣柯维骐以宋、辽、金三史合为一书，以辽、金附宋，而列二王于本纪，义例甚严，阅二十年始成书，名曰《宋史新编》。见《明史》本传。又周叙以宋、辽、金三史体例未当，欲重修之，正统中请于朝，诏许自撰，数年未及成而卒。）
宋、辽、金史旧本
脱脱等修史时，原有旧日史稿，诸臣不过仍其文而稍为编次耳。按《元史》伯颜既克临安，董文炳主留事，曰："国可灭，史不可灭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馀年，其太史所记，具在史馆。"乃悉收之，及诸记注五十余册，归之国史院。此《宋史》所本也。……
宋、金时，《五代史》尚用薛居正所修。金章宗始诏削薛史，专用欧史，事见《章宗太纪》。今欧史列于正史，自章宗始也。书法严洁，固为诸史之最。然韩通忠义，不为立传，前人已议之。此犹或为本朝讳也。……
宋、辽、金三史
宋、辽、金三史，总裁官皆列脱脱衔，以脱脱乃都总裁也。其馀则铁睦尔达世、贺惟一、张起岩、欧阳玄四人，皆总裁三史。吕思诚则第总裁《辽史》，而二史不与；揭傒斯则总裁辽、金二史，而《宋史》不与；李好文、王沂、杨宗瑞总裁宋、金二史，而《辽史》不与。今三史卷首具载，可考也。《续纲目》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，而思诚、好文等不载，未免疏漏。又《元史·阿鲁图传》：修三史，皆为总裁官。则阿鲁图亦总裁也。今《宋史》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，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，而另列为领三史，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。至纂修诸人，三史各有专官，不相搀越。《辽史》四人，则廉惠山海牙、王沂、徐昺、陈绎曾也。《金史》六人，沙刺班、王理、伯颜、赵时敏、费著、商企翁也。《宋史》二十三人，则斡玉伦徒、泰不华、杜秉彝、宋褧、王思诚、干文传、汪泽民、张瑾、麦文贵、贡师道、李齐、余阙、刘闻、贾鲁、冯福可、赵中翰、陈祖仁、王仪、余贞、张翥、吴当、危素也〔按：张翥：之前应补谭慥一人〕。卷帙繁多，时日亦极迫促，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，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。以如许卷帙，成于二三年之间，宜其疏漏芜杂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，不暇汇集三朝，参互考订，故凡南北交涉之事，一经勘对，辄见牴牾。今始摘数条于后，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。(明臣柯维骐以宋、辽、金三史合为一书，以辽、金附宋，而列二王于本纪，义例甚严，阅二十年始成书，名曰《宋史新编》。见《明史》本传。又周叙以宋、辽、金三史体例未当，欲重修之，正统中请于朝，诏许自撰，数年未及成而卒。）
宋、辽、金史旧本
脱脱等修史时，原有旧日史稿，诸臣不过仍其文而稍为编次耳。按《元史》伯颜既克临安，董文炳主留事，曰："国可灭，史不可灭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馀年，其太史所记，具在史馆。"乃悉收之，及诸记注五十余册，归之国史院。此《宋史》所本也。……
《辽史》
《辽史》最为简略。以二百馀年事迹，而卷帙曾不及《宋史》十分之一。柯维骐谓辽代事实，经金、元两朝，岁月既久，益多散失。此论固然。然耶律氏起朔方，未遑文教，故记述本自寥寥。……凡叙事，本纪宜略，列传宜详。《耶律斜轸传》：宋将杨继业出代州，斜轸令萧挞凛伏兵于路。明旦，继业至，斜轸拥众为战势。继业麾帜而前，斜轸佯退，伏兵发，斜轸进攻，继业败走至狼牙村，众军皆溃。继业为流矢所中，被擒。斜轸责曰："汝与我国角胜三十年，今日何面目相见！"继业但称死罪而已。初，继业在宋以骁勇闻，号杨无敌，首建梗边之策。至狼牙村，心恶之，欲避不可得，既擒，三日死云云。此事既详于《斜轸传》，则本纪但云"斜轸败宋兵，擒其将杨继业"可矣，乃本纪又缕缕叙之，较本传更为详悉，此岂史家体例耶？
《宋史》一
《宋史》卷帙最繁，其中实有可不必立传而拉杂列入者。如侯益、张从恩、扈彦珂、药元福、赵昂、李穀、窦贞固、李涛、赵上交、张锡、张铸、边归谠、刘涛等，皆历仕五代，宋初不过仍其旧官，毫无功绩，何必一一列之？其意以为《五代史》既不载，不得不于《宋史》存之也。然如李穀、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，其馀本不足书，乃一概入之列传，仍不过叙其历官，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，此亦成何史册乎？况薛怀让等并未仕于宋，而入之《宋史》乎？……至《王旦传》则全取《王文正公遗事》一书抄撮成篇，略无删订。《李纲传》至二万余言，分上、下二卷，尚有奏议裁入也，李全剧贼，何亦分上、下二卷乎？宜其卷帙之繁也。
《宋史》二
《宋史》之病，往往有数人共一事，而立传时则以其事分系之，若各为其事而不相同者。…… 盖作传者欲人人各记其功，逐不自知其错杂如此。
《宋史》七
《宋史》芜杂最甚，即一史之中，亦多有自相矛盾者。……凡若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，欲详著其善于本传，错见其恶于他传，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。盖宋人之家传、表志、行状以及言行录、笔谈、遗事之类，流传于世者甚多，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，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，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，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。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，乃不及考订真伪，但据其书抄撮成篇，毋怪是非乖谬如此也。
《辽史》最为简略。以二百馀年事迹，而卷帙曾不及《宋史》十分之一。柯维骐谓辽代事实，经金、元两朝，岁月既久，益多散失。此论固然。然耶律氏起朔方，未遑文教，故记述本自寥寥。……凡叙事，本纪宜略，列传宜详。《耶律斜轸传》：宋将杨继业出代州，斜轸令萧挞凛伏兵于路。明旦，继业至，斜轸拥众为战势。继业麾帜而前，斜轸佯退，伏兵发，斜轸进攻，继业败走至狼牙村，众军皆溃。继业为流矢所中，被擒。斜轸责曰："汝与我国角胜三十年，今日何面目相见！"继业但称死罪而已。初，继业在宋以骁勇闻，号杨无敌，首建梗边之策。至狼牙村，心恶之，欲避不可得，既擒，三日死云云。此事既详于《斜轸传》，则本纪但云"斜轸败宋兵，擒其将杨继业"可矣，乃本纪又缕缕叙之，较本传更为详悉，此岂史家体例耶？
《宋史》一
《宋史》卷帙最繁，其中实有可不必立传而拉杂列入者。如侯益、张从恩、扈彦珂、药元福、赵昂、李穀、窦贞固、李涛、赵上交、张锡、张铸、边归谠、刘涛等，皆历仕五代，宋初不过仍其旧官，毫无功绩，何必一一列之？其意以为《五代史》既不载，不得不于《宋史》存之也。然如李穀、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，其馀本不足书，乃一概入之列传，仍不过叙其历官，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，此亦成何史册乎？况薛怀让等并未仕于宋，而入之《宋史》乎？……至《王旦传》则全取《王文正公遗事》一书抄撮成篇，略无删订。《李纲传》至二万余言，分上、下二卷，尚有奏议裁入也，李全剧贼，何亦分上、下二卷乎？宜其卷帙之繁也。
《宋史》二
《宋史》之病，往往有数人共一事，而立传时则以其事分系之，若各为其事而不相同者。…… 盖作传者欲人人各记其功，逐不自知其错杂如此。
《宋史》七
《宋史》芜杂最甚，即一史之中，亦多有自相矛盾者。……凡若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，欲详著其善于本传，错见其恶于他传，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。盖宋人之家传、表志、行状以及言行录、笔谈、遗事之类，流传于世者甚多，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，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，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，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。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，乃不及考订真伪，但据其书抄撮成篇，毋怪是非乖谬如此也。
卷十四
《金史》
《金史》原有成书，修史时又参以刘祁《归潜志》、元好问《野史》，故文笔最简洁。然亦有过于简略者。
《金史》原有成书，修史时又参以刘祁《归潜志》、元好问《野史》，故文笔最简洁。然亦有过于简略者。
《元史》
《元史》列传三十卷及三十一、二卷已具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、余阙等传矣，乃三十三卷以后，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、刘秉忠、史天倪、张柔、张弘范等传编入，几于前后倒置。盖《元史》本两次修成。洪武二年二月开局，八月成书。后又以顺帝无实录，再遣使行天下搜采史事，至明年二月开局，七月成书。今三十二卷以前，当是初次进呈，三十三卷以后，则第二次进呈者。诸臣以太祖威严，恐干烦渎，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。期日迫促，疏误尤多。
《明史》多附书
《明史》事多而文省，最为简密。其法之尤善者，莫如附书之例。如忠义、文苑等传，一传之内，牵连书者辄数十人，盖人各一传则不胜立，而传此舍彼又嫌挂漏，故各从其类，一一附书，既不没其人，又不伤于冗，此史家剪裁法也。 ……
《明史》行文典雅
《王越传》：越提督军务，秦王设妓乐以宴之。越曰："下官为王吠犬久矣，宁无以相酬者？"遂尽乞其妓乐以归。或疑"下官"二字，唐、宋以来史传久无此称，不知此正士大夫对藩王之称。宋孝武定制，诸王封国者，其封内官止称下官，不许称臣。《明史》正引用此典，虽小节亦见其措词不苟也。(《明史·范辂传》：太祖定制，王府属僚称官后乃称臣，其馀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称官。是朝官见王自称官，正有明之制。）
史传俗语
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，《唐书》以前不多见，惟《齐书》：文帝幸豫章王嶷第，须由宋长宁陵遂道过，帝曰："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。"《薛安都传》：京师无百里地，若不能胜，便当拍手笑杀。《北史》：宇文化及谓许善心曰："我好欲放你，乃敢如此不逊！"又化及谓李密曰："我与你论相杀事。"《隋书》：太子勇曰："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，亦是可恨。"《旧唐书》：郑綮闻将拜相，曰："万一如此，笑杀他人。"史思明将死，骂曹将军曰："这胡误我！"宦官刘季述废昭宗，手持银挝，数上罪云："某事你不从我定。"此数语皆以俗吻入文，此外不更见也。至宋、辽史乃渐多。《辽史·伶官罗衣轻传》：兴宗尝与太弟重元双陆，时重元有异志，罗衣轻指局寓讽曰："双陆休痴，和你都输去也。"又罗衣轻以诙谐将见杀，太子曰："打诨底不是黄幡绰。"应声曰："行兵底不是唐太宗。"乃笑而释之。《宋史》俗语尤多。《邵雍传》：程颢与雍伦数，谓："先生之数只是加一倍法。"雍惊曰："大哥怎恁地聪明！"又谢良佐曰："富郑公身兼将相，尧夫只将做小儿。"良佐又谓程颐曰："一年只去得个矜字，仔细检点，得来病痛，尽在这里。若按伏得这病，方有进向处。"《张觷传》：蔡京谓觷曰："觉得眼前尽是面谀脱取官职去底人。"《王珪传》：叶祖洽追论建储日，珪语李清臣云："他自家事，外廷不当管。"《苏云卿传》：漕帅谓："朝廷仗张魏公了此事。"云卿曰："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。"《施全传》：全刺秦桧，被执，桧曰："你莫是心风否？"全曰："我不是心风，满朝都要杀虏，你偏要与虏和，故此我要杀你。"《汪立信传》：立信谓贾似道曰："平章，平章，瞎贼！今日更说一句不得，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，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耳。"《文天祥传》：天祥至燕，阿合马顾左右曰："此人生死由我。"天祥曰："要杀便杀，道甚由你不由你！"又《元史》泰定帝即位一诏，全系翻译蒙古文，今录出，以见一时文诰之体。诏云："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、裕宗皇帝长子、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，封授晋王，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，及军马、达达国土都付来。依著薛禅皇帝圣旨，小心谨慎，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，数年之间，百姓得安业。在后，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，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。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，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、普颜笃皇帝，侄硕德八刺皇帝。我累朝皇帝根底，不谋异心，不图位次，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；诸王哥哥兄弟每，众百姓每，也都理会的也者。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，迤南诸王大臣，军上的诸王附马臣僚、达达百姓每，众人商量著：大位次不宜久虚，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，裕宗皇帝长孙，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；其馀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；这般，晏驾其间，比及整治以来，人心难测，宜安抚百姓，使天下人心得宁，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，从著众人的心，九月初四日，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，大位次里坐了也。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，赦书行有。"云云。此皆从蒙古字译出，极为俚俗。昔宋子京修《唐书》，凡唐时四六奏疏悉改为散文，意欲变今从古，固属好高之过。乃宋景濂等修《元史》，于此等诏词不稍加润色，竟以之编入本纪，毋乃太草率耶？抑或有意存之，以见当时之鄙俚耶？
《通鉴》、《纲目》
《通鉴》仿《左氏》编年体，虽创于温公，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。晋时习凿齿已著《汉晋春秋》，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，为《鲁后春秋》，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《魏志》为编年三十卷。唐时裴光庭引李融、张琪、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，撰《续春秋经传》，自战国讫隋，表请天子修经，光庭等作传。又太子詹事姚康撰《统史》三百卷，上自开辟，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。柳仲郢之子璞，著《长祚长历》一书，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，闰位者附于左。萧颖士谓仲尼《春秋》为百王不易之法，而司马迁作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不足以训，乃起汉元年，讫隋义宁，编年依《春秋》义类，为传百篇。书魏高贵乡公之崩，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；书梁敬帝之逊位，则曰陈霸先反。此皆在温公之前，则《通鉴》一书亦有所本。观颖士书法，则并开朱子《纲目》之体例矣。
《纲目》书法有所本
《通鉴》书三国事，犹承陈寿之旧，以曹魏继汉为正统。至朱子作《纲目》，乃始改蜀汉继献帝。然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早以蜀汉为正，其著论云："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，有静乱之功则孙、刘鼎立共王，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，况暂制数州之众哉！"此又朱子所本也。(章俊卿《山堂索前有集》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：周、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皆尝混一天下，其馀蜀、魏、吴、宋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五代诸国，地丑德齐，不参相一，皆用列国法。刘备虽承汉，然族属疏远，是非难明，今并同之列国，不得以汉光武、晋元帝为比云云。是温公修《通鉴》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。）《纲目》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，每岁首必书"帝在房州"，虽朱子特笔，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，谓汉高后称制，独有王诸吕为负约，无迁鼎革命事，矧其时考惠已殁，子非刘氏，故不得已而纪吕后，议者犹谓不可。今中宗以初年即位，季年复祚，虽尊名中守，而天命未改。《春秋》岁书鲁昭公出曰"公在乾侯"，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。请省天后合《中宗纪》为一，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，宜称帝不称庐陵王。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。又朱子《纲目》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，此例亦不自朱子始，范祖禹《唐鉴》已是如此。
(按《癸辛杂识》：欧公修《唐书》作《武后纪》，依前汉例也。天授以后，唐虽改号为周，而史不以周称之，盖黜之也。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，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，书曰"帝在某""帝在某"，盖以《春秋》之法正名也。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，垂拱则曰"武氏垂拱"，天授则曰"武氏天授"，此意甚严也。但武氏既革唐命，国号为周，有周则无唐矣，无唐则无帝矣。同一疆域也，而帝与周同书，则民有二王矣，岂无窒碍乎？若《春秋》"公在乾侯"，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。是又以《纲目》所书为稍紊矣。然律以《春秋》书法，究以《纲目》为正。）
卷十六
三皇五帝
《大戴礼·五帝德》及史迁《五帝本纪》，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。然三皇之号见于《周礼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。第未有专指其名者，其见于秦博士所议，但云天皇地皇、人皇而已。孔妄国《书序》乃以优牺神农、黄帝为三皇，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为五帝。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，而无少昊。郑康成依《运斗枢》注《尚书·中候》则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，帝鸿、金天、高阳、高辛、唐虞为五帝。司马贞因之作《三皇本纪》，亦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。孔颖达注《尚书》最尊安国，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牺之道，无所改作，不得列于三皇。既不数女娲，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。又曰：安国之意以月考，春曰太昊，夏曰炎帝，中央曰黄帝，依次以为三皇；秋曰少昊，冬曰颛顼，自此以下合之高辛、尧、舜乃为五帝耳。然颖达又云：诸儒说三皇，或数燧人，或数祝融，以配牺农，其五帝皆自轩辕，不数少昊。《帝系本纪》、《家语》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，是颖达虽尊安国，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，少昊列五帝之中，而显与史记相戾也(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，五帝则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尧、虞舜，盖用颖达之说）。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《系词》所述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为五帝。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，谓《孔子家语》自伏羲以下皆称帝，《易大传》、《春秋内、外传》有黄帝、炎帝之称，《月令》有帝太昊、帝炎帝、帝黄帝之文，可见太昊伏羲氏、炎帝神农氏、黄帝轩辕本皆称帝，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。其三皇之号，终不可泯，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、地皇、人皇者当之，而不必附会其人。此论较为直捷。然近日王西庄之谓：《系词》以羲神为上古圣人，黄帝、尧、舜为后世圣人，则羲、农宜为皇，黄帝宜为帝。惟三皇中少一人，则司马贞据康成说，以女娲充数，亦未为无据。西庄最尊郑学，故持论如此。要之，去古愈远，载籍无稽，传闻异词，迄无定论。又如《三皇纪》谓炎帝神农氏，则神农即炎帝也，而谯周《古史考》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。《史记》黄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则轩辕即黄帝也，而罗泌《路史》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。岐说纷纭，学者固未便臆断矣。
尧、舜之禅不同
舜受终文祖，摄位之后，又二十八载，尧乃徂落，《舜典》所记甚明。禹受命于神宗，若帝之初，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。乃禹摄后，舜作何位置，及享寿又若干，典谟俱不载，但云"在位五十载，陟方乃死"，何也！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，而己一无所与，故舜摄位后，察玑衡，类上帝，辑瑞巡狩，封山浚川，一切皆行天子之事。舜则虽命禹摄位，而身尚临御。故禹既摄之后，其征苗也，犹奉命而出，及班师，又劝舜修德以来之。可知传位虽有成命，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。直至苍梧之崩，犹在帝位，故书云"在位五十载，陟方乃死"也。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，舜禅时尚康强无恙。观于过百之岁，犹远陟江汉，其矍铄可见，故不敢以付托有人，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。
郡国守相得自置吏
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，盖犹沿周制。……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，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，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，究何益于公家？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，如庆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，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。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，而以为不如古制，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。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，然如韦皋在蜀，幕僚虽官显，不使入朝，即署为属州刺史，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。不特此也，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留后事，白敏中为邠宁节度使，亦表蒋伸为副，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。安禄山之能叛，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，故得广树腹心，一朝举事，争为效力，遂至倾陷两京，唐祚几覆！故德宗晚年，方镇副倅多自选于朝，防一日有变，则就授以节制，盖深虑威柄下移，易致尾大之渐也。
大臣有罪多自杀
《史记·宁成传》：是时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者。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，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。仲长统谓：贾谊感绛侯之困辱，因陈大臣廉耻之分，开自裁之端，自是以来，遂以成俗。按贾谊疏：大臣有重罪，则白冠氂缨(丧服也），槃水如剑，造请室而请罪(示以自刎也）。武帝初，以文学进用赵绾、王臧。窦太后不好儒，乃阴求绾、臧罪，召案，绾、臧即日自杀。张汤被罪，上使赵禹责汤，汤不服。禹曰："天子重致君狱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对簿为？"汤乃自杀。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，尽诛三长史。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，青翟亦自杀。李广失律，召对簿，广不肯对簿，自杀。李蔡以丞相侵庙堧地，当下吏，亦自杀。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，胜屠公义不受刑，乃自杀。萧望之被收入狱，呼朱游曰："游！趣和药来！"遂饮鸩死。朱博为丞相，坐事，当诣廷尉，乃自杀。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，乃自杀。后汉司徒刘芳策免，自杀。窦宪收印绶，即日自杀。杨震罢归，行至城西夕阳亭，饮鸩自杀。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，宁轻生以免辱，亦一时风尚使然也。后遂有以此为例，而逼令死于家者。《翟方进传》：成帝赐册曰："今赐君上尊酒十石，养牛一，君审处焉。"方进即日自杀。如淳曰：丞相有大罪，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，赐上尊酒十斛，牛一头，策告殃咎，使者去半道，丞相即上病，使者还未白事，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。此赐死法也，亦见卫宏《汉官旧仪》。按赐牛酒，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。《史记·公孙弘传》：弘以病乞骸骨，赐告治病，牛酒杂帛，居数月，疾瘳，仍起视事是也。今赐大臣死亦用之，使若病终，又以全大臣之体也。
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
《汉书》：义纵为定襄守，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，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，一切捕鞫，坐以谋为死罪解脱，尽杀之，共四百馀人。……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。故累朝虽有诏申禁，如宋孝武诏：非临阵不得专杀，其罪人重辟，皆先上，须报乃行，违者以杀人论罪。告戒未尝不严切也。然《南史》吉翰为刺史典签，欲活一囚，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。翰明日谓典签曰："卿意欲活此囚，但囚罪重，卿欲活之，便当代任其罪。"乃收典签杀之。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。沿及隋、唐，尚仍旧制。……直至有宋，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。《宋史·本纪》：太祖尝曰："五代诸侯跋扈，枉法杀人，朝廷不问。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，付刑部覆视之。"遂著为令，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。然《宋史》李及知秦州，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，吏执以来。及方观书，略问数语，即命斩之。王诏知汝州，有铸钱卒骂大校，诏即斩以徇。舒亶为临海尉，有使酒骂后母者，亶命执之，不服，即斩之。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。
两汉、六朝谥法
汉以来谥法，皆与其官爵并称，大者则曰某王，次曰某侯，盖犹春秋、战国之遗法也。《汉书》：霍去病谥景桓侯，周绁谥贞侯，靳歙谥肃侯，傅宽谥景侯之类。其时凡赐谥者，本皆列侯，故皆云某侯，而未有称伯、子、男者。六朝时，则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。……凡谥皆连爵并称，非如后世但赐某谥也。……司马光曰：《礼记》言古者生无爵，死无谥。《檀弓》书礼所由失，谓士之有诔，自县贲父始。曾子曰：贱不诔贵，幼不诔长，惟天子则称天以诔之。诸侯相诔犹为非礼，况弟子而诔其师乎？孔子殁，哀公诔之，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。"是温公亦以私谥为非礼，与爽同。
按《左传》：楚太子商臣弑成王，先谥之曰灵，不瞑；曰成，乃瞑。则古人之谥，有在将死时者(按：《国语》楚共王将葬议谥，子囊谥之曰共，则古法上谥必在将葬，商臣于成王之死而即谥之，乃悖逆之为，非常例也。）。卫灵公出奔，北宫喜及析朱鉏复之，灵公赐喜谥曰贞子，赐鉏谥曰成子。则又有生前定谥者。楚共王临卒，谓诸臣曰："我死，请为灵若厉。"盖自谦也，则又有生前自谥者。又古谥法多用一字，间有二字者，如考烈、慎静之类也。并有用三字者，如贞惠文子是也。然大概用一字居多。近代谥法率用二字，盖便于其子孙之称也。……又古人易名之典，必核其人之生平，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。……是唐、宋时谥犹兼美恶也。近代有谥者，但于美谥之中稍存轻重，而无复加以恶谥者。盖古时三品以上，例皆赠谥，而其人之贤否不同，故考行易名，不能无褒贬。近代大臣身殁，其应赠谥与否，礼部必先奏请，请而得谥，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，其谥自有褒无贬也。(谥之最丑者莫如炀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所载不具论，汉惟东平王云、长沙王旦，元魏初有纥那追谥曰炀帝。陈后主死于隋，赠长城公，谥曰炀。此外则隋炀帝、金海陵炀王，皆名实相称。惟后周齐王宪，身为贤王而冤死，死后亦谥曰炀，此最枉者。）
汉、唐食封之制
秦、汉时，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。其有封地，则即食某地之户，而自遣人督其租。至唐犹然。……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，虽国赋不至此也。宪宗时始定实封，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，岁给绢八百匹、绵六百两；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；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。盖至是始改制，封家不得自征，而一概尽给于官矣。
元魏子贵母死之制
汉武实将立昭帝为太子，先赐其母钩弋夫人死，盖惩吕后之祸也。元魏则遂以此为定制。道武帝晚而生明元，将立为太子，乃赐其母刘贵人死。道武谓明元曰："昔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，不令妇人与国政，使外家为乱也。汝当继统，故吾远同汉祖，为长久计。"明元哀泣不自胜。《道武刘皇后传》云：魏故事，后宫产子，将为储贰，其母必先赐死。后以此法薨。刘皇后即刘贵人也。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。世祖即位，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。文成帝妃李氏初为宫嫔，生献文帝，将立为太子，冯太后依故事，令其条记南是只弟临决，拊胸恸哭而死。孝文帝妃林氏，生太子恂，帝仁恕，不欲袭前事，亦因冯太后意，仍依旧制惨死。惟世宗灵后胡氏孕肃宗时，宫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诸王公，不愿生太子，独胡氏言："天子岂可无太子？何可畏一身之死，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？"同列又劝后为计，后不听，尝誓云："所怀是男，将为长子，子立身死，所不辞也。"乃生肃宗，后竟不赐死。肃宗立，尊为皇太后，遂临朝称制，恣行秽浊，并鸩肃宗，而魏随以亡，后亦为尔朱荣沉于河而死。子贵母死，本属矫枉过正。汉之马、邓，宋之章献、宣仁，何尝不有功于国家？乃必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。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，何以君临天下？卒之防患虽严，而偶一破例，前此数代之冤祸，即中于此一人以报之，驯至破家亡国。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，未有不转召祸也！
元魏族诛之法最惨
夷三族，本秦之酷法，汉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。然景帝于晁错，武帝于郭解、主父偃等，犹皆族诛。沿及三国、六朝，此刑不废，而元魏尤最惨。卫王仪之弟觚使于燕，为所杀。太祖平中山，收害觚者傅高霸、程同等，夷五族。崔浩之诛也，清河崔氏无远近皆死，又波及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则母党、妻党及女家俱诛矣。其时浩等百二十人皆族，赖高允谏，故仅施之浩。世祖曰："非允言，当有二三千人流血矣。"崔颐、崔模与浩叙族，因浩平日常轻其家世，模曰："桃简(浩小名）止可轻我，岂合轻周儿(颐小名）？"此语流闻已久，二家始得免。崔宽以远来疏族，亦得免。可见当时族诛之令，果系同族，皆不免也。刑罚之滥，至此极矣！迨孝文帝始减令五族者降止同祖，三族者止一门，门诛者止其身。常员与常禽可诬谤朝政，有司奏夷五族，诏罪止一门，稍轻减矣(孝文时崔挺谏曰："一人有罪，延及合门，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，柳下惠婴盗跖之诛，不亦哀乎！"故帝减其制）。然一人犯法，累及门族，仕宦时未必共享其福，诛戮时乃共受其祸，揆诸罪人不孥之义，可痛心也！卒之河阴之役，诸元为尔朱氏歼灭几尽。北齐文宣帝又以光武中兴为王莽杀诸刘不尽，乃大杀元氏子孙。本纪谓杀三千馀人，《元韶传》谓死者七百二十馀人，岂非当日族诛之报耶！后世惟谋反者门诛，谋叛者其孥仅流徙，可谓仁至义尽矣。(唐李锜反，伏诛，诏削一房属籍。宰相问蒋乂："一房自大功乎？"乂曰："大功，锜之从父昆弟。其祖神通有功，可昧其勋乎？"曰："期可乎？"乂曰："期者，锜昆弟。其父若幽死，社稷可尽削其子乎？乃止锜一身及其子息。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。）
元魏百官无俸
北魏之制，百官皆无禄。高允在世祖时，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。至孝文帝始班俸禄，户增调三匹、谷二斛九升，以为官司之禄，以十月为首，每季一请。又《于忠传》：高祖以国用不足，百官之禄四分减一，至忠得政，始复之。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。《北齐文宣纪》：自魏孝庄后，百官绝禄，文宣即位，始复给焉。则于忠复额俸之后，孝庄时又停，直至齐文宣再给也。
华林园有三处
六朝时，华林园凡有三处。其在洛阳者，裴松之《魏志注》云：本东汉之芳林园，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，楫棹越歌。又《魏略》：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，使群臣皆负土成山，树松柏竹木于其上，捕山禽杂兽于其中。及齐王芳即位，以芳字犯讳，乃改为华林。后北魏孝文帝迁洛，又葺之。……其在邺都者，《晋载记》：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、车十万，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，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，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。其后东魏迁邺，仍以为游幸之所。……其在建业者，《金陵新志》云在台城内，本吴旧宫苑也。晋南渡后，仿洛阳园名而葺之。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，听讼于华林园。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。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。齐东昏于华林设市，所谓至尊屠肉，潘妃沽酒。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。简文帝游华林，谓左右曰："会心处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木，便自有濠濮间想。"此建康之华林园也。三处皆有华林园，阅史者几致淆惑，故分析于此。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，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，于是有建康之华林。石虎都邺，亦仿洛阳规制，于是有邺都之华林。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。如长安有乐游原，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，因有此名。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，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，地改而名仍旧也。又金陵亦有乐游苑。《建康实录》：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，甘露降乐游苑。顾野王《舆地志》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。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，以肄舟师。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。《太平御览·京都记》：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，号曰昆明池。沈约《登覆舟山》诗所谓"南瞻储胥馆，北望昆明池"是也。
卷十七
三大迁
盘庚迁殷，虑民之不愿，几经诰谕，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。后魏孝文将迁洛，亦虑群下不从，乃以南伐为名，发自平城，羽骑三十馀万。既至洛阳，趣前军先发。群臣苦谏，魏主曰："今者兴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示后？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。"群臣不得已，始定迁都之计。盖动大众、兴大役如此之难也！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，会议之日，即趣大驾西行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、府库、民居，一扫而尽。徙洛阳数百万口，步骑驱蹙，更相践踏，积尸盈路，莫有敢不从者。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，南近梁境，乃议迁魏帝于邺。书下三日即行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，亦莫敢拒。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，使寇彦卿迫请，即驱长安居人以东，人皆拆屋为筏，浮渭而下，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。劳民动众之事，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。
六朝重氏族
六朝最重氏族。盖自魏以来，九品中正之法行，选举多用世族，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寒士，当其入仕之始，高下已分。《谢弘微传》：晋世名家，身有国封者，起家多拜散骑侍郎。《张缵传》：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，他人不得与。徐坚《初学记》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，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，故当时谚曰："上车不落为著作，体中何如则秘书。"齐明帝制：寒人不得用四幅伞。……"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。赵邕宠贵一时，欲与范阳卢氏为婚。卢氏有女，其父早亡，叔许之，而其母阳氏不肯，携女至母家藏避。崔巨伦姐眇一目，其家议欲下嫁，巨伦姑悲戚曰："吾兄盛德，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！"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，到蔡兴宗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，兴宗亦不呼坐。何敬容与到溉不协，谓人曰："到溉尚有馀臭，遂学作贵人。"以其祖彦之担粪也。间有不恃门第，肯降心俯就卑秩，如羊欣、王筠之流，已传为盛德之事。(《羊欣传》：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，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不以为意。《王筠传》：王氏过江以来，未有居郎署者，筠初仕为尚书郎，或劝不就，筠曰："陆平原、王文度皆尝为之，吾得比踪昔人，何多所恨！"）而单门寒士，亦遂自视微陋，不敢与世家相颉颃。如吴逵有至行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，逵以门寒固辞不就。宗越本南阳次门，以事黜为役门，后立军功，启宋文帝求复次门。其有发迹致通显，得与世族相攀附，已为荣幸之极。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，徐孝嗣谓俭曰："今日可谓连璧。"俭曰："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！"敬则闻之曰："我南沙小吏，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，夫复何恨！"……右豪宗而贱寒畯，南北皆然，牢不可破。……甚至习俗所趋，积重难返，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。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，谓曰："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当判尔。若往诣球，可称言旨就席。"及至，弘将坐，球举扇曰："卿不得尔。"弘还奏，帝曰："我便无如此何。"他日帝以语球，欲令与之相知。球辞曰："士庶区别，国之常也，臣不敢奉诏。"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，宋孝武帝尝目送之，曰："人生何必计门户？纪僧真堂堂，贵人所不及也！"其宠之如此。及僧真启帝曰："臣小人，出自本州武吏，他无所须，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"帝曰："此事由江敩、谢瀹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诣之。"僧真承旨诣敩，登榻坐定，敩命左右："移吾床让客！"僧真丧气而退，造帝曰："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"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，僧达了不与语。去，遂焚琼之所坐床。太后泣诉帝，帝曰："琼之年少无事，诣王僧达见辱，乃其宜耳。"中书舍人狄当、周赳并官枢要，欲诣同省张敷，恐其见轻，当曰："吾等并已员外郎，何忧不坐？"及二客就席，敷呼左右曰："移吾床远客！"赳等失色而去。建元中，欲以江谧掌选，诏曰："江谧寒人，不得等竞华侪，然甚有才干，可迁掌吏部。"用一寒人，至特发明诏，似有不得已者。侯景之请婚于王、谢也，梁武帝曰："王、谢门高，可于朱、张以下求之。"……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夌妹为妃，敕其使曰："好作法，勿使崔家笑人！"历观诸史，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，其视高资膴仕，本属分所应得，非关国家之简付。毋怪乎易代之际，莫不传舍其朝，而我之门户如故也，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，记传所载，遂无一完节者。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，转出于寒人。世风至此，国谁与立？可为浩叹者也！《唐书·高士廉传》：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，诏士廉与韦挺、岑文本、令狐德棻刊正姓氏，普责天下谱牒，参考史传，先宗室，后外戚，抑新门，褒旧望，右膏粱，左寒畯，第为九等，而崔氏犹为第一，太宗列居第三。诏曰："曩时南北分析，故以崔、卢、王，谢为重。今天下一家，当朝擢用古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次即有爵。遂合二百九十三姓、千六百五十一家，为《氏族志》，颁行天下。"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，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。……《杜羔传》：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，曰："民间婚姻，不计官品而尚阀阅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反不若崔、卢耶？"可见唐中叶以后，民间犹仍此风。《五代史·崔居俭传》：崔氏自后魏、隋、唐为甲族，吉凶之事，各著家礼，到其子孙，犹以门望自高。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，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。程故名族也，乃大恨曰："用人不以门阀，而先田舍儿耶！"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。……
盘庚迁殷，虑民之不愿，几经诰谕，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。后魏孝文将迁洛，亦虑群下不从，乃以南伐为名，发自平城，羽骑三十馀万。既至洛阳，趣前军先发。群臣苦谏，魏主曰："今者兴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示后？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。"群臣不得已，始定迁都之计。盖动大众、兴大役如此之难也！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，会议之日，即趣大驾西行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、府库、民居，一扫而尽。徙洛阳数百万口，步骑驱蹙，更相践踏，积尸盈路，莫有敢不从者。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，南近梁境，乃议迁魏帝于邺。书下三日即行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，亦莫敢拒。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，使寇彦卿迫请，即驱长安居人以东，人皆拆屋为筏，浮渭而下，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。劳民动众之事，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。
六朝重氏族
六朝最重氏族。盖自魏以来，九品中正之法行，选举多用世族，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寒士，当其入仕之始，高下已分。《谢弘微传》：晋世名家，身有国封者，起家多拜散骑侍郎。《张缵传》：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，他人不得与。徐坚《初学记》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，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，故当时谚曰："上车不落为著作，体中何如则秘书。"齐明帝制：寒人不得用四幅伞。……"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。赵邕宠贵一时，欲与范阳卢氏为婚。卢氏有女，其父早亡，叔许之，而其母阳氏不肯，携女至母家藏避。崔巨伦姐眇一目，其家议欲下嫁，巨伦姑悲戚曰："吾兄盛德，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！"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，到蔡兴宗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，兴宗亦不呼坐。何敬容与到溉不协，谓人曰："到溉尚有馀臭，遂学作贵人。"以其祖彦之担粪也。间有不恃门第，肯降心俯就卑秩，如羊欣、王筠之流，已传为盛德之事。(《羊欣传》：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，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。此职本用寒人，欣不以为意。《王筠传》：王氏过江以来，未有居郎署者，筠初仕为尚书郎，或劝不就，筠曰："陆平原、王文度皆尝为之，吾得比踪昔人，何多所恨！"）而单门寒士，亦遂自视微陋，不敢与世家相颉颃。如吴逵有至行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，逵以门寒固辞不就。宗越本南阳次门，以事黜为役门，后立军功，启宋文帝求复次门。其有发迹致通显，得与世族相攀附，已为荣幸之极。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，徐孝嗣谓俭曰："今日可谓连璧。"俭曰："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！"敬则闻之曰："我南沙小吏，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，夫复何恨！"……右豪宗而贱寒畯，南北皆然，牢不可破。……甚至习俗所趋，积重难返，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。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，谓曰："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当判尔。若往诣球，可称言旨就席。"及至，弘将坐，球举扇曰："卿不得尔。"弘还奏，帝曰："我便无如此何。"他日帝以语球，欲令与之相知。球辞曰："士庶区别，国之常也，臣不敢奉诏。"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，宋孝武帝尝目送之，曰："人生何必计门户？纪僧真堂堂，贵人所不及也！"其宠之如此。及僧真启帝曰："臣小人，出自本州武吏，他无所须，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"帝曰："此事由江敩、谢瀹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自诣之。"僧真承旨诣敩，登榻坐定，敩命左右："移吾床让客！"僧真丧气而退，造帝曰："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。"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，僧达了不与语。去，遂焚琼之所坐床。太后泣诉帝，帝曰："琼之年少无事，诣王僧达见辱，乃其宜耳。"中书舍人狄当、周赳并官枢要，欲诣同省张敷，恐其见轻，当曰："吾等并已员外郎，何忧不坐？"及二客就席，敷呼左右曰："移吾床远客！"赳等失色而去。建元中，欲以江谧掌选，诏曰："江谧寒人，不得等竞华侪，然甚有才干，可迁掌吏部。"用一寒人，至特发明诏，似有不得已者。侯景之请婚于王、谢也，梁武帝曰："王、谢门高，可于朱、张以下求之。"……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夌妹为妃，敕其使曰："好作法，勿使崔家笑人！"历观诸史，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，其视高资膴仕，本属分所应得，非关国家之简付。毋怪乎易代之际，莫不传舍其朝，而我之门户如故也，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，记传所载，遂无一完节者。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，转出于寒人。世风至此，国谁与立？可为浩叹者也！《唐书·高士廉传》：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，诏士廉与韦挺、岑文本、令狐德棻刊正姓氏，普责天下谱牒，参考史传，先宗室，后外戚，抑新门，褒旧望，右膏粱，左寒畯，第为九等，而崔氏犹为第一，太宗列居第三。诏曰："曩时南北分析，故以崔、卢、王，谢为重。今天下一家，当朝擢用古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次即有爵。遂合二百九十三姓、千六百五十一家，为《氏族志》，颁行天下。"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，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。……《杜羔传》：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，曰："民间婚姻，不计官品而尚阀阅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反不若崔、卢耶？"可见唐中叶以后，民间犹仍此风。《五代史·崔居俭传》：崔氏自后魏、隋、唐为甲族，吉凶之事，各著家礼，到其子孙，犹以门望自高。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，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。程故名族也，乃大恨曰："用人不以门阀，而先田舍儿耶！"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。……
谱学
《南史》：王僧孺被命撰谱，而不知谱所自起，以问刘杳。杳曰："桓谭《新论》云：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以此而推，当起于周代也。"按周小史定系世，辨昭穆，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。唐柳芳之论曰："按周小史定系世，辨昭穆，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。唐柳芳之论曰：三代多世官，其后或氏于国，则齐、鲁、秦、吴；氏于谥，则文、武、宣、成；氏于官，则司徒、司马；氏于爵，则王孙、公孙；氏于字，则孟孙、叔孙；氏于居，则东门、北郭；氏于志，则三乌、五鹿；氏于事，则巫、乙、匠、陶。汉高祖起布衣，故不重氏族，然汉邓氏已有官谱，应劭有《氏族》一篇，王符《潜夫论》亦有《姓氏》一篇。至魏九品中正法行，于是权归右姓，州大中正、主簿、郡中正、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。有司选举，必稽谱牒，故官有世胄，谱有世官，于是贾氏、王氏谱学出焉。晋太元中，贾弼撰《姓氏簿状》，朝廷给以令史缮写，藏秘阁及左右户曹，凡七百十二篇。宋王宏、刘湛好其书。何承天亦有《姓苑》二篇，湛又撰《百家谱》以助铨序。齐永明中，王俭又广之。而弼所撰传子匪之，匪之传子希名镜，撰《姓氏要状》十五篇。希镜传子执，执传其孙冠，故贾氏谱学最擅甸。梁沈约谓：晋咸和以后，所书谱牒，并皆详实，在下省户曹前厢，谓之晋籍(此即贾弼所撰者）。宋元嘉中，始以七条征发，于是伪状巧籍滋多。齐设郎令史以掌之，益行奸货，昨日卑细，今日便成士流。宋、齐二代士庶不分，实由于此。梁武因沈约言，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，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，凡《十八州谱》七百一十卷，《百家谱集抄》十五卷，《南北谱集》十卷，故又有王氏谱学。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。北朝虽专门者少，然魏太和中，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，为举选名方司格。又魏收撰《魏书》成，杨愔谓收曰："此可为不刊之书，但恨论及诸家亲姻，至为繁碎。收曰："自中原丧乱，人士谱牒遗逸略尽，是以具书其技派。"则亦以此事为郑重也。唐兴，言谱学者以路敬淳为宗，柳冲、韦述次之，李守素亦明其学。后有李公淹、萧颖士、殷寅、孔至，为世所称。按《唐书·路敬淳传》：敬淳明姓系谱，自魏、晋以来，皆有条序，著《姓略》、《衣冠系录》等百余篇。《柳冲传》：太宗已命诸儒撰《氏族志》，其后门胄兴替不常，冲请改修，乃诏魏元忠、张锡、萧至忠、岑羲、崔湜、徐坚、刘宪、吴兢与冲共订。先天中，又诏冲等撰《姓系录》。开元初，又诏冲与薛南金再加刊定。《韦述传》：述好谱学，在秘书私写柳冲《姓系录》，归而谛玩，故于百氏源流为详，更撰《开元谱》二十卷。《李守素传》：守素淹通姓氏，虞世南尝与论江左人物，世南犹能记忆，至北地诸侯次第，守素皆有援据。世南但笑而不答，曰："肉谱可畏！"遂号"肉谱"。《孔至传》：至与冲、述等撰《百家类例》，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，去之。说之子垍方有宠，闻之甚怒。至惧，欲增损。述曰："丈夫奋笔成一家书，奈何为人动摇"！(亦见《封氏闻见记》）此李唐重谱学之大概也。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，人辄非之。许敬宗以贞观所定《氏族志》之不载武后本望，李义府亦耻其先世不见叙，更奏删正，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，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亦得入，缙绅嗤之，以为勋格。又可见谱学之严，虽有当朝势力，不得遽为升降也。按郑樵《通志》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，至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所存者不过数家矣。盖五代以后，不崇门阀，故此学遂不复讲，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。
按：六朝时贾氏、王氏谱学已不可考，其见于《唐书》者，曰：过江则为侨姓，王、谢、袁、萧为大。东南则为吴姓，朱、张、顾、陆为大。山东则为郡姓，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为大。关中亦号郡姓，韦、裴、柳、薛、杨、杜首之。代北则为虏姓，元、长孙、宇文、于、陆、源、窦首之。其郡姓中，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，有令仆者曰华腴，尚书、领军而上者为甲姓，九卿、方伯者为乙姓，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为丙姓，吏部正员郎为丙姓，凡得入者谓之四姓。北齐因之，举秀才、州主簿、郡功曹，非四姓不在选。江左凡郡上姓为右姓，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，齐浮屠昙刚《类例》凡甲门为右姓，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，隋以上品茂姓为右姓，唐贞观《氏族志》凡第一等为右姓，路氏著《姓略》以盛门为右姓，柳冲《姓族系录》凡四海望族为右姓。
六朝忠臣无殉节者
魏、晋以来，易代之际，能不忘旧君者，称司马孚、徐广。故王琳故吏朱玚乞葬琳，首书曰："典午将灭，徐广为晋家遗家；当涂已谢，马孚称魏室忠臣。"按《晋书·司马孚传》：晋武受禅，陈留王出就金墉城，孚拜辞流涕曰："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"《宋书·徐广传》：广在晋为大司农，宋武受禅，恭帝逊位，广哀感流涕。谢晦曰："徐公将无小过？"广曰："君是兴朝佐命，身是晋室遗老，悲欢之致，固是不同。"是二人者可谓知君臣大义矣。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，邑四万户，进拜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广入宋，亦徐中散大夫。抑何其恋旧君，而仍拜新朝封爵也？盖自汉、魏易姓以来，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，久已习为固然。其视国家禅代，一若无与于己，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。故偶有一二耆旧，不忍遽背故君者，即已啧啧人口，不必其以身殉也。又如谢朏，当齐受禅时，朏为侍中，当解玺，朏佯不知。传诏催令解玺，朏曰："齐自应有侍中。"遂不赴。然齐受禅后，朏仍以家乞郡，为义兴太守。王琨之于宋顺帝逊位也，攀车恸泣曰："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频见此事！"呜咽不自胜。然齐高帝即位后，琨仍加侍中，高帝崩，琨又不侍车而步行入宫。然袁昂当梁武起兵时，独拒守。闻东昏死，举哀恸哭。马仙琕初亦与梁武相抗，谓其下曰："我受人寄任，义不容降，君等各自有亲，我为忠臣，君为孝子。"乃悉遣其下，独与壮士数十人拒守。后俱执送建康，昂仍仕梁为侍中，仙琕亦为梁将，且曰："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便复为用。"《北史》：裴让之当魏静帝逊位，执手流涕，入齐，仍为清河太守。北齐傅伏守东雍州，周武既破并州，令其子世宽来招。伏不受，曰："此不忠不孝，愿即斩之。"及闻后主被获，乃降，入周仍为岷州刺史。窦炽当隋文帝将受禅，自以世受周恩，不肯署笺劝进，然入隋仍拜太傅，加殊礼。柳机当隋文作相时，周代旧臣皆劝禅让，机独义形于色，无所陈请，然入隋仍拜卫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。颜之仪当周宣帝崩，郑泽矫诏以隋文帝辅政，之仪不肯署诏。文帝索符玺，之仪又拒之。然文帝登极，仍拜集州刺史。文帝将受禅，谓荣建绪曰："且共取富贵。"建绪曰："明公此旨，非仆所闻。"遂赴官去。及开皇中来朝，文帝曰："卿亦梅否？"建绪曰："臣位非徐广，情类杨彪。"上笑曰："朕虽不解书语，亦知卿此言不逊也。"建绪仍历始、洪二州刺史。陈许善心聘隋，会隋灭陈，礼成而不得返，善心衰服哭于阶下，藉草东向三日，敕书唁焉。明日有诏拜散骑常侍，善心哭尽哀，入房改服而出，垂涕拜受诏，入朝伏地，泣不能起。文帝曰："我平陈惟获此人，既能怀旧君，即是我纯臣也。"之数人者，史策已载其行义，以为人之所难，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，即当时人主亦以为甚难希有，而未尝以必死为完人。如梁武于仙琕之被执，使待袁昂至俱入，曰："使天下见二烈士。"周武于傅伏亦亲执其手曰："朕平齐惟见此一人。"后俱宠之以官，任特至，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为人。则知习俗相沿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延及李唐，犹不以为怪。颜常山、张睢阳、段太尉辈，一代不过数人也。直至有宋，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，实由儒学昌明，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，则《诗》《书》之有功于世教，匪浅鲜矣！
《后汉书》：杨彪在汉朝致仕十馀年，曹丕受禅，欲以为太尉，固辞，乃授光禄大夫，赐几杖。因朝会，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而后入，待以宾客之礼。按彪虽辞太尉，仍授光禄大夫，亦未免有玷。
隋制从驾官带妻子
隋时从驾公卿许以妻子自随。《北史·周法尚传》：炀帝好巡行，法赏请为方阵，四面外拒，六宫及百官家口并处其内。《赵才传》：帝每巡幸，才恒为斥堠在途，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，辄丑言大骂(以上二事亦见《隋书》）。又帝在太原，将还京，宇文述曰："从官妻子俱在东都，便道向洛阳，自潼关入可也。"杨玄感反，先攻东都，谓李密曰："从驾百官妻子俱在东都，攻之不能无动。"许善心从驾江都，宇文化及之乱，为所杀，其母年九十二，临丧不哭，曰："能死国难，我有儿矣！"因卧不食，十余日亦卒。此皆从驾带家属之证也。又帝征高丽，命宇文述为将军，听以家累自随，谓项羽"虞兮"即故事也。则行军亦许带妻子矣。按《魏书》：孝文帝欲造船至邺，高道悦曰："从驾群僚，听将妻累，舟楫之间，更无阻隔，士女杂乱，内外不分。"《北齐书》：裴泽与妻魏氏恩好甚笃，每从驾，其妻亦至，时人以为健妇夫半。是魏、齐以来，从驾官原听带家累，并不自隋始。至如李克用破黄巢还，上源驿之难，以刘夫人计谋得保军还。又唐庄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，专宠军中，谓之夹寨夫人，出兵四方，常以相从。后得刘氏，又爱之，下魏博，战河北，十馀年未尝高主离左右。是克用父子行军皆带妻子也。又庄宗在杨刘，将趋郓，下令军中，尽归其家属于魏。则军士亦得带妻子在军矣。
唐初武功之盛
《唐书·土蕃传赞》谓：唐初四裔有弗率者，皆移兵讨之，蹶其牙、犁其庭而后已。《渤海传赞》又谓：薄海内外，尊天子为天可汗。蕃夷君长，待唐玺乃能国，一不宾辄遭夷缚。可想见当日武功之盛、幅员之大也。今按太宗时，李靖击突厥，擒颉利可汗；而突利可汗先已来降，封北平郡王；车鼻可汗不入朝，右骁卫高侃讨斩之。侯君集击高昌，俘其王智盛，以其地为廷州。都支十姓可汗叛，裴行俭以计执之。又降突厥伏念可汗，尽平突厥余党，破突厥泥熟匐，得其首以归，盖嘉运又虏吐火仙骨啜可汗。李勣击灭薛延陀，降其可汗咄摩支，入朝授官，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。郭孝恪伐焉耆，虏其王。龙突骑施讨铁勒九姓，单骑入喻，铁勒遂缚伪叶护以降。后焉耆复立那支，阿史那社尔又击斩之。社尔又与契苾何力讨龟兹，擒其王诃梨布失毕。其将那利叛，又擒之，凡破五大城，谕降小城七百余。又讨西突厥，擒其酋处蜜时健俟斤以归。杨宏礼破处蜜，杀焉耆王，降馺支，获龟兹、于阗王以归。薛仁贵讨契丹，擒其王阿卜固，又平九姓蕃。其尤奇者，浮屠玄奘自天竺归，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国，其国发兵来拒。元策从者才数十人，皆殁于战。元策只身奔吐蕃，檄召邻国兵，破之，擒其酋阿罗那顺，降城邑五百八十所。此虽班超、傅介子亦不逮也！自破龟兹，始徙安西都护于其地，统于阗、碎叶、疏勒，号四镇。自擒车鼻可汗后，突厥尽为封疆臣，始置单于都护府，领狼山、云中、桑干三都督，苏农等二十四州。又置瀚海都护府，领金微、新黎等七都督，仙萼、贺兰等八州。又置松漠都督府，统达稽、纥便等部。党项拓跋赤辞不朝，刘师立谕降之，又以松州为都督府。于是自河首积石以东皆为中国地。自铁勒十一部皆归，乃以回纥部为瀚海，多览葛部为燕然，仆骨部为金微，拔野古部所幽陵，同罗部为龟林，思结部为卢山，皆号都督府，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。其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，领回纥，徙故瀚海都护于古云中城，号云中都护府。碛以北隶瀚海，碛以南隶云中。高宗、武后之世，余威犹振，苏定方大破贺鲁于伊丽水上，降其五弩失毕，遣将萧嗣业至石国，擒贺鲁唐，地遂极西海。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所部及邻部葱岭等国为乱，定方又击擒之，葱岭以西皆定。又平百济，俘其王义慈及太子隆、次子泰等。李勣破高丽，执其王藏、其男建等，凡五部百七十六城，分其地为都督府者九，州四十二，县百，复置安东都护府，于是唐地又极东海矣(后仍遣藏与隆各还本国安辑余从）。武后时，犹命王孝杰击破土蕃，复取四镇，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。而契丹孙万荣入寇，又地中斩之，传首东都。开元、天宝之世，高仙芝逾葱岭讨小勃律，降其王苏失利之，遂平其国，而大食等七十二国皆来附。又讨石国，虏其王以归。夫蒙灵詧讨突骑施，斩其王。莫贺达干回纥击突厥白眉可汗，传首京师，突厥毗伽可敦来降。程千里追阿布思，谕葛逻禄叶护执以献。《通鉴》谓是时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，羁縻之州八百，信乎幅员之盛，虽西汉不及也！及乎安史乱后，虽河北亦莽为盗区，终唐之世，不能复矣！
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
有唐一代，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，有迥相悬绝者。太宗时，马周疏云：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、县令，刺史多是武夫，或京官不称职者。边远之任，用人更轻。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。武后时李峤、唐休璟秦言：朝廷重内官，轻外职，每除授牧伯，皆再三披诉，所遣外任者，多是贬累之人。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。王嗣立亦言：县令、刺史不加拣择，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，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。卢怀慎亦言：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，粗示惩贬，其人内怀自弃，殉货掊克，益无悛心。以罪吏牧遐方，是谓惠奸而遗远。远州陬邑，何负圣化，而独受其恶政乎？明皇时，张九龄奏言：今刺史，京辅雄望之郡，犹少加选择，江淮、陇蜀、三河大府之外，由京官出者，或身有累，或政无状，用牧守为斥逐之地。或其先附会高位，及势衰，谓之不称京职，出以为州。武夫、流外，积资而得，不计其才。刺史尚尔，何论县令！古者刺史入为三公，郎官出宰百里。今朝廷士入而不出，京师衣冠所聚，声名所出，从容附会，不勤而成，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，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？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，俊乂率任外官，非平施之道，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，以示近始。诏褒之。《倪若水传》亦云：时天下承平，朝廷尊荣，人皆重内任。虽自冗官擢方面，皆自谓下迁。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，若水饯之于郊，顾左右曰："班公是行若登仙，吾恨不得为驺仆。"可见唐初以至开元、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。及肃、代以后，京师凋敝，俸料寡薄，则有大反是者。《通鉴》：元载当国，以仕进者多乐京师，恶其逼己，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。京官不能自给，常从外官乞贷。杨绾、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，然风会所积，利常在外，京官之贫如故。《唐书·嗣曹王皋传》云：皋为秘书少监，上元中京师饥，斗米值数千。皋乞外官，不允，乃故抵微法，贬温州长史。《李泌传》亦云：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，方镇所取无艺，而京官禄薄，自方镇入为八座，至谓罢权。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，家人恨降谪之晚。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，至求为洪州别驾。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，荐为郎官。当迁台阁者，皆以不赴取罪去。李泌以为外太重，内太轻，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，为窦参沮而止。此距开元、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，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，亦可以观世变也！
唐制升殿用宫女侍
《文昌杂录》云：唐制，天子坐朝，宫人引至殿上。故杜甫诗有"户外昭容紫袖垂，双瞻御坐引朝仪"之句。盖自武后临朝，女官随侍，后遂相沿为定制耳。《宋史》吕大防疏称：唐入阁图有昭容位，可见当日著为朝仪，至形之图画也。按《唐书》天祐二年十二月诏曰：宫妃女职，本备内任，今后每遇延英坐日，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，宫人不得出内，由此遂罢。则唐末始革除。
唐时簿尉受杖
《遯斋闲览》引杜甫《赠高适》诗："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捶楚辞。"韩退之《赠张功曹》诗："判司卑官不堪说，未免捶楚尘埃间。"杜牧《寄侄阿宜》诗："参军与簿尉，尘土惊皇皇。一语不中治，鞭捶身满疮。"以为唐之簿、尉有过，即受笞杖，犹今之胥吏也。不知唐制更不止此。《新唐书·刘晏传》：晏为转运使，代宗尝令考所部官，五品以上辄系劾，六品以下杖然后奏，则不特薄尉矣。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，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，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。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，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，炎令左右反接，榜二百几死，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。《旧唐书》本纪：元和元年，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澥致死，罚一月俸料。《新唐书》：穆宁为转运使，杖死沔州别驾，坐贬平集尉。是虽有降罚处分，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罚，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。《裴耀卿传》：刺史杨濬犯赃，诏杖六十，流古州。耀卿言："刺史、县令异诸吏，今使裸躬受笞，事太逼辱。"又御史蒋挺坐法，诏决杖朝堂。张廷珪奏曰"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廷臣有罪当杀之，其馀或夺俸，或收赎可也。"广州都督裴伷先抵罪，张嘉贞请杖之，张说曰："刑不上大夫，若罪应死即斩，不宜廷辱，以卒伍待。"是其时朝臣皆以为言，然卒不闻停此制也。而遯斋但据杜、韩诗谓唐时簿尉受杖，此犹未详考耳。按百官受杖，本起于汉光武。《后汉书·申屠刚传》：光武时，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，刚每极谏。《宋均传》：均每删疑事，上以为有奸，收郎缚格将杖之。《钟离意传》：明帝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，崧走伏床下，曰："天子穆穆，诸侯皇皇。未闻人君，自起撞郎。"又司农上事，误以十为百，帝召郎将笞之。意自引罪，即解衣就格，帝乃免之。《左雄传》：大司农刘据被谴，召诣尚书，传呼促步，又加捶扑。雄上言："九卿大臣，行有珮玉之节，孝明帝始有扑罚，皆非古典。"顺帝从而改之，于是九卿无遭扑者。是杖罚官僚实始于光武，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，顺帝始停之。而《魏书·何夔传》：魏武性严急，掾属公事，往往如杖，惟夔常畜毒药，以死自誓，故终不见辱。则官僚受杖，魏武又尝行之。《后魏书》：陈建在州贪暴，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。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，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。《高允传》：魏初法严，朝士多见杖罚。允历事五帝，五十馀年，初无谴咎。《北齐书》：唐邕以从事中郎封长业征官钱违限，杖二十。《隋书》：燕荣为幽州总管，性严酷。元宏嗣除幽州长史，惧为所辱。文帝知之，敕荣曰："宏嗣杖十以上，皆须闻奏。"荣乃因事笞之，每笞不满十，而一日之中，或至三四。又赵仲卿镇平凉，鞭笞长吏，辄至二百。《卢思道传》：思道请朝臣犯笞罪，得以赎论。文帝从之。是思道未请以前，朝臣笞罪犹的决也。此又北朝及隋时杖罚之制。惟南朝稍异。按《齐书·陆澄传》：郎官旧坐杖，皆有名无实，明帝用法严，尚书郎有杖罚者，因萧琛言依旧不行。是南朝杖罚之制稍轻于北朝也。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。宋时此风渐少，然《宋史》：明稿知并州，时边任多纨袴子弟，镐择其尤不职者杖之。是亦未尝无的杖之制。《理宗本纪》：淳祐二年，诏今后州县官有罪，诸帅毋辄加杖责。禁杖官吏，至烦明诏，是其时帅府本可杖官吏也。金、元二朝，此风尤盛。文惟简记金国上自宰执，下至制司簿尉，有罪者皆杖责。州县官有罪，则差天使至彼杖之，名曰监断。《金史》：海陵杖张浩、萧玉曰："大臣决责，痛如朕躬，事不得己，汝等悉之。"世宗元妃李氏葬时，都水监高杲治道不如式，乌古论元忠杖之四十。上谓元忠曰："六品官有罪当奏，乃擅决耶？"然亦未闻罪元忠也。《张行信传》：时监察御史杖罚多的决，因行信力争，乃论赎。洪皓《松漠纪闻》云：余至河阴，县令以病解，独薄出迎，不肯坐。乃因军饷失期，县令被挞柳条一百，簿亦受此罚，故疮不可坐。又《金史·蔡珪传》：珪为户部员外郎，以高元鼎事牵累，笞四十。官赎外仍的决，则郎署卿监亦不免矣。《宣宗纪》：诏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，坐乏军储，听行部者决谴。《归潜志》：赵秉文为术虎高琪所恶，奏摄南京转运司，果误粮草，当杖。宣宗曰："学士岂当箠耶？"琪奏非此不足示惩，遂杖四十，秉文大恨。则又因军兴催饷严急也。哀宗时，高琪又立法，职官有犯皆的决。许古谏，不从。则非误军饷者亦杖矣。元初比金制尤甚。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：诏军士所过，毋得挞辱官吏。是军士亦尝殴官也。《桑哥传》：尝以检刷文簿笞御史四人，自后御史赴省部，掾令史皆与之抗礼。《赵孟頫传》：桑哥专政，六曹后至者被笞。孟頫后至，断事官亦引受笞。叶李解之，乃免。是御史、学士亦例受杖也。孟頫又尝奉命至江南，责行省壅滞钞法，诏凡左右司及诸路官，许竟加笞责。是外台官亦例受杖也。至元二十年，桑哥败，世祖以其箠挞御史，虽命省台论其罪，然大德七年，成宗又禁诸王附马毋辄杖州县官。可见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。《阎复传》：复奏云："古者刑行不上大夫，今郡守之贵，以征租受杖，非所以励廉隅也。"则元时官吏杖罚之制，更烈于前代矣。前明又有廷杖之制。洪武中，杖死永嘉侯朱亮祖，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也。则太祖已开其端，其后寝不复用。正统中奄竖擅权、窃以示威，于是殿陛行杖，遂为故事，并有荷校及罚跪之法。黄尊素疏云："正统、正德中，廷杖及王振、刘瑾为之，嘉靖、万历时，廷杖乃张璁、严嵩、张居正为之。"今按《明史》，亦有不尽出于权奸者。正统中，尚书刘中敷，侍郎吴玺、陈瑺，祭酒李时勉，司业赵琬，或荷校，或受杖，因皆王振所为。成化中，以科道不劾马文升，杖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，又杖刑部郎林俊，固皆汪直所为。正德中，十三道御史薄彦徽、陆昆等劾刘瑾，各杖三十，杨源再，杖六十；蒋钦继上疏，每疏杖六十，凡三疏，遂杖死，此固瑾所为。嘉靖中，周怡、沈炼、杨继盛以劾严嵩被杖；徐应丰、叶经为嵩所构，被杖死；厉汝进、查宗彝、徐养正、刘起宗、刘禄以劾严世蕃被杖；嵩复以河套事激帝怒，杖给事中御史于庭，此固嵩所为。万历中，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、邹元标皆以论张居正夺情事被杖，此固居正所为。外此如景泰中廖庄、章纶、钟同之被杖，则以请复沂王为太子也。成化中章懋、黄仲昭、庄昶之被杖，则以谏元夕张灯也。崔升、王纯之被杖，则以请用王恕及谏罢王恕也。吴文度又破杖，则以论妖僧纪晓也。张泰之被杖，则以谏万贵妃干政也。姜昂之被杖，则以劾李孜省也。董旻之被杖，则以请罢商辂也。正德中以谏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，杖黄巩等二十九人，死者凡十一人。其时瑾已死，则江彬等为之也。嘉靖中以争大礼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，死者十六人。其时张璁未当国，则固帝自为之也。张选之被杖，则以谏遣郭勋代享太庙，其时嵩亦尚未柄用，则亦帝自为之也。他如杨爵、杨最之杖死，则以谏服丹药也。周天佐、浦鋐之被杖，则以救杨爵也。刘魁之被杖，则以谏造雷殿也。乌从谦之杖死，则谏斋醮也。杨久绳、纯巽言之被杖，则以胡膏诬其薄修元品物也。何光裕、龚恺之被杖，则以劾史道、仇鸾也。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，如总督郭宗皋、翟鹏，巡抚陈耀、朱方，皆以边事被杖。刑部侍郎彭黯、左都御史屠侨、大理卿沈良才，以议丁汝夔狱缓被杖。耀、方毙杖下，黯、侨、良才等杖毕仍趣令治事。林俊言：成化时杖一二臣，率容厚棉重毡叠裹，逆瑾擅权，始令去衣，嘉靖时尤多杖毙。自古百僚之受辱，无有过前明者。其始权奸窃柄，创此刑以胁制朝士，其后习为故事，人主逞其一时之怒，用之于殿廷而以为固然。朝廷既失刑，而殊杖者转因以得名，凡拜杖出国门者，海内士大夫咸希风景慕，不以为辱而以为荣，于是国法不足敌公论矣。至大吏之杖僚属，虽非令甲。然亦间有行之者。正统中，王来为山西左参政，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，逮下狱。景泰中，赵荣出勘河道，尝挞辱官吏，三司上章劾之。成化中，李裕为副都史，欲振台纲，御史有过，或遭箠挞。雍泰为山西按察使，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，召而跪之，珍不服，竟笞珍。后泰抚宣府，又以大杖决参将李稽。嘉靖中，胡缵宗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。萧鸣凤为广东提学，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章。虽皆以违制被劾，然亦见国法纵弛，外僚恃势，竟敢有行之者。今武弁犹有杖罚之例，而文职则否，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。
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
宋子京修《唐书》，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，皆修前代书，随任修撰，固无碍也。唐时则国史亦有听人随任修辑者。《旧唐书》：吴兢出为荆州司马，时国史未成，诏许以史稿自随。萧嵩领国史，奏遣使者就兢取其书，得六十余篇。张说为天兵大使，敕许以国史稿即军中论撰。及说致仕，又诏在家修史。令狐峘撰《代宗实录》未就，会贬外，诏听在外成书。元和中，其子上之。沈传师修《宪宗实录》未成，出为湖南观察使，监修杜元颖援张说、令狐峘之例，请以史稿残课付传师即官下成之，诏可。然国史听人携带，究非慎重之道。故张说修史于家，李元纮言："史馆在禁中，所以秘严之也。请勒说以书就馆，参会撰录。"吴兢修《唐春秋》未就，乞官给笔札，太臣奏国史不宜在外，乃诏兢赴馆撰录。而刘子玄修国史，会天子在洛，将西还，子玄自乞留东都。或言不宜，乃驿召至京。
唐时王爵之滥
古来王爵之滥，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。唐初如李靖、李勣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等战功，皆只封公，其膺王爵，惟外番君长内附，如突利封北平郡王，思摩封怀化郡王，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，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，罗艺封燕郡王而已。自武后欲大其族，武氏封王者二十馀人，于是王爵始贱。中宗复位，……直至天宝末，……然亦尚未滥也。自肃宗起兵灵武，其时府库空竭，专以官爵赏功，诸将出征，皆给空名告身，自开府、特进、列卿、大将军，皆听临事注授，有至异姓王者。及德宗奉天之难，危害万状，爵赏尤殷。……是时王爵几遍天下，稍有宣力，无不王者矣。……《通鉴》谓是时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，不得计爵之高下，至有僮仆衣金紫、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。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，皆王侯贵重，子仪颐指若部曲，家人亦以仆隶视之。李光弼为元帅时，仆固怀恩已封大宁郡王，河阳之战稍退缩，光弼即令斩首，怀恩惧，遂致死于敌。而张巡守雍州，不过一真源令，其下大将六人，官皆开府特进。可见是时爵命虽荣，人皆不以为贵，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，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。爵赏驭人之柄，于是乎穷。此亦可以观世变也！
汴京始末
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第九十四卷谓：从古无都汴者，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。按汴为京，虽自朱梁始，然朱全忠由此创业，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。……石敬瑭亦都洛。天福二年如汴州，以其地便漕运。三年始升汴为东京，而定都焉。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。汉、周、宋皆因之。靖康被迁，后金封刘豫为齐帝，豫又徙都于汴。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。宣宗、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。哀宗入蔡后，崔立以汴降元，自此遂废为州。此汴京始末也。
宋制武选归吏部
《文昌杂录》记御史台言：文德殿视朝仪，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，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。今吏部左选掌文官，右选掌武官，请自今以后视朝，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。诏可。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。按《宋史·苏颂传》：唐制吏部主文选，兵部主武选。神宗谓三代、两汉本无文武之别，议者不知所处，颂言："唐制，吏部有三铨之法，分品秩而掌选事。今欲文武一归吏部，则宜分左右曹掌之，每选更以品秩分治。"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。
宋、元榷酤之重
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。按《汉书》桑弘羊建造酒之令。应劭云：县官自卖酒也。《昭帝纪》：始元六年罢榷酤官，令民得以律占租。刘分攵曰：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。丘濬曰：虽罢榷酤，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。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，粗米二斛、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。此又复武帝官酤也。《唐书》：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。初，江西榷酒，民私酿者抵死不绝，谷数斛仅易斗酒。仲舒至，始罢酤钱。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。本纪：贞元二年，畿内榷酒，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，蠲酒户差役。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。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，未有如宋之甚者。《宋史》：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初榷酒酤。《王嗣宗传》：嗣宗知澶州，上言："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，不及七升，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，刑太峻。请照省斗定罪"云云。三石私酿即入死刑，可见宋制之酷矣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：其先祖侨居吴兴，虽食醋，亦必市之于官。一日与客持螯，醯味颇异，问之，则乳母所为，以备不时之需者。遂亟去之，曰："毕竟是官司禁物。"又束元嘉知海陵郡，禁醋甚严，有大书于其郡门曰"束手无措"。是宋制并禁醋矣！赵节斋尹京日，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。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，给由诣诸库打酒，听自择所向，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，故课增而人无怨。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。《夷坚志》：鄱阳民许二多酿酒，而日输官课，稍以致富。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，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。至赵开在蜀，以军需亟，乃变法：曲与酿具皆官自买，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，凡一石米输钱三千，并杂用二十二文，多寡惟钱是视，不限以数。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，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，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，较杜甫诗所谓"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"者，觉唐制尚甚轻也(然《宋史》洪拟疏云：酤榷立法甚严，犯者籍家财充赏。大官世臣，公行沽卖，则不敢问。是行法只及孤弱也。则酤榷之弊，又不止朘削民资而已）。元人刘诜作《万户酒歌》云："城中禁酿五十年，目断吹秫江东烟。务中税增价愈贵，举盏可尽官缗千。"则元时官酒之贵，更甚于宋。以今日较之，始知太平之世，人人得有生之乐，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！
宋人好名誉
历朝以来，《宋史》最繁。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，层见叠出。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，每一巨公，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，私相撰述。如《王文正公遗事》、《丁晋公谈录》、《杨文公谈录》、《韩忠献遗事》及《君臣相遇传》、《钱氏私志》、《李忠定靖康传信录》、《建炎进退志》、《时政记》之类，刊刻流布，而又有如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之类扬光助澜，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，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。
南宋将帅之豪富
唐中叶以后，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，征敛生杀，皆在其手，其富侈固宜。宋以文臣知府事，赋税有经，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。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，又有度越前代者。观宋人《玉照新志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驾幸张府纪略》等书，可略见也。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，偶游后圃，见一老兵昼卧，询知其能贸易，即以百万付之。其人果往海外，大获而归。高宗尝驾幸其第，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，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。延及其孙鎡，园池声伎甲天下，每宴，十妓为一队，队各异其衣色，凡十易始罢。客去时，姬侍百馀人送客，烛花香雾，如游仙窟。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，欲以西湖水环其居，奏于上。上令密速为之，恐外廷有言者，遂督濠兵连夕浚成。有故人自北来投者，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，支一百贯与之，密遣人偕往代郡，为之置田千亩，谓之曰："当今兵革不用，无可立功名，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。"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，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，报王，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。偶闲居郊行，遇相字者，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，令相之。相者曰："土上一画，乃王也。"杨喜，即判五百万，令诣司帑取钱。司帑靳之，谓杨曰："王已开王社，何用复相？恐滋物议！"杨益喜，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。韩忠武偶游湖上，遇李晦叔改秩来京，而失举牍，坐冷泉亭叹息。王询之，具以告，王乃问其姓名阶位，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，乃助钱三百千。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，买沧浪亭价百万，其他可知。是营财殖产，即贤者犹不免也。惟岳忠武之籍没也，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、兜鍪、铜弩、镔刀、弓剑、鞍辔、布绢三千匹、粟麦五千余斛、钱十馀万、书数千卷。孝宗时追复官爵，令给还原资，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，共九千缗。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，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！陆放翁《入蜀记》：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，访其家事，则谓家门衰替，岁入不过十馀万缗，渐忧生计窘迫。以十馀万之岁入，已谓家门衰替，则其前之豪富可知。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，固不足责矣。尝记宋人野史，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，高宗为下诏曰："南渡之初，州县皆盗贼所据，命将征讨，朕当时矢心自誓，但期克复地土，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。"然则诸将帅之富，盖多获贼所得。而岳忠武破贼最多，资产独少，则其平日殉国忘事，尤非诸将所可及也！
元时崇奉释教之滥
古来佛事之盛，未有如元朝者。邵戒三谓：元起朔方，本尚佛教，及得西域，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，乃即其地设官分职，尽领之帝师。初立宣政院，正使而下，必以僧为副，帅臣而下，亦必僧俗并用，于是帝师授玉印，国师授金印，其宣命所至，与朝廷诏敕并行。自西土延及中夏，务屈法以顺其意，延及数世，浸以成俗，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。……此其威势之横，虽强藩悍相不过也。由此观之，朝廷之政为其所挠，天下之财为其所耗，说者谓元之天下，半亡于僧，可为炯鉴云。
按《北史》：后魏孝文帝时，沙门统昙献奏：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祗户。又请民犯重罪者，以为佛图户，供诸寺洒扫。诏许之。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。
元人名多相同
仁和邵戒《三续弘简录》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。有九伯颜：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，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，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，一为武宗时附马，一为文宗时左丞相，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，一为顺帝时右丞相，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，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。十三脱欢：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，一为太宗侍臣，一为宪宗时紥剌儿部人，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，一为附马术安傅，一为武臣苫彻子，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，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，一为叛王合丹孙，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，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，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，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，殉难胶州。十五脱脱：一为烈祖曾孙，一为宪宗时皇族，一为蔑里乞部长，一为世祖时千户，一为功臣刘国杰子，一为木华黎玄孙，一为康里国族，一为仁宗初辽王，一为仁宗时云南王，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，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，一为顺帝时右丞相，监修三史，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，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，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，殉国难。
明初用人不拘资格
古来破格用人，或一言契合，立擢卿相。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，唐太宗之于马周，固史不绝书，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。尝语吏部曰："资格为常流设耳，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。"故官职所加，多出非望。洪武十一年，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。十五年，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，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。此其大较也。……盖当开国之初，急于求才，且以官爵耸动天下，故有此不次之举。而一时人才，亦即出其中，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。固知天下之才，惟上所取，非资格所能尽也。然一时识拔，亦未必尽得其生平，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。帝又威断不测，稍不称意，诛谪随之。胡、蓝二党外，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，指不胜屈。故解缙上书谓："进人不择贤否，所谓取之尽锱铢；杀人不论情罪，所谓用之如泥沙也。"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。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，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。又陈济以布衣召修《永乐大典》，即授为都总载官。洪、宣以后，率循资格，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。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，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，皆入阁预机务，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。盖资格既定，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，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，为网罗所不及也。
有明进士之重
唐、宋以来，最重进士。其所谓举人者，不过由各府解送，俾赴礼部试，如今生员欲试乡闱，必先由学使录送也。举人试礼部不第，仍须再应乡举(详见"举人"条内），本无可入仕之路。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，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，部中另立班铨注，自此举人得登仕籍。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，犹是前明遗制也。然有明一代，终以进士为重。凡京朝官清要之职，举人皆不得与。即同一外选也，繁要之缺必待甲科，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。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，甲科为县令者，抚按之卓荐，部院之行取，必首及焉，不数年即得御史、部曹等职。而乙科沉沦外僚，但就常调而已。积习相沿，牢不可破。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，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，然终莫能挽。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：有司贤否，一体荐劾，不得偏重甲科，而积重难返如故也。(顾宁人谓：万历以来，遂有定例，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，中下为举人缺，最下为贡生缺。举、贡历官虽至方面，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，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。）《明史》：邱橓疏云："今荐则先进士，而举、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。劾则先举、监，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。于是同一官也，不敢接席而坐，比肩而立。"贾三近疏言："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，率重甲科而轻乡举。同一宽也，在进十则为抚字，在举人则为姑息。同一严也，在进士则为精明，在举人则为苛戾。是以为举人者，非头童齿豁不就选。"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。《陈新甲传》云：终明之世，乙榜至尚书者二人：弘治中贾俊、崇祯中陈新甲。至巡抚者，隆庆中海瑞，万历中张守中、艾穆而已。(按宣德、正统、成化间，乙科尚有至大官者。如魏骥、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，石璞由举人至尚书，杨信、张骥、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，《新甲传》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。盖魏骥诸人多永乐、宣德中举人，其时尚不拘资格，故得进身。迨甲科盛行，而骥等官位已崇，故不能屈抑耳。）至崇祯中，破格求才，举人中凡得十人，自新甲外，丘民仰、宋一鹗、何腾蛟、张亮以忠义著，刘可训以武功闻，刘应遇、孙元化、徐起元、丘禾嘉皆以勤劳显(见《禾嘉传》），而明已未造矣。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，而吴执御以兵事急，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，赐玺书，俾练民御寇(见《执御传》）。可见风会所成，见闻久习，虽以朝廷风旨，且不能骤变也。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，劝自成重用举人，贼所至，获举人辄授以官。有举人李得笥者，被执不屈死，或告贼曰："此举人也。"贼将惧，弃其尸而去。金星之令如此。说者谓其久困乙科，故藉是以泄愤云。
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
前明中叶以后，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。……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，其间延访大臣，不过弘治之末数年，其馀皆"廉远堂高，君门万里"，无怪乎上下否隔，朝政日非！神宗初即位，高拱请绌司礼权，还之内阁。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。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倖，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、为威福而上不知。主德如此，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，诚不可解也！
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，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。……朝廷既不闻追留，又不闻诘责，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，古来所未见也。……
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第九十四卷谓：从古无都汴者，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。按汴为京，虽自朱梁始，然朱全忠由此创业，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。……石敬瑭亦都洛。天福二年如汴州，以其地便漕运。三年始升汴为东京，而定都焉。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。汉、周、宋皆因之。靖康被迁，后金封刘豫为齐帝，豫又徙都于汴。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。宣宗、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。哀宗入蔡后，崔立以汴降元，自此遂废为州。此汴京始末也。
宋制武选归吏部
《文昌杂录》记御史台言：文德殿视朝仪，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，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。今吏部左选掌文官，右选掌武官，请自今以后视朝，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。诏可。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。按《宋史·苏颂传》：唐制吏部主文选，兵部主武选。神宗谓三代、两汉本无文武之别，议者不知所处，颂言："唐制，吏部有三铨之法，分品秩而掌选事。今欲文武一归吏部，则宜分左右曹掌之，每选更以品秩分治。"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。
宋、元榷酤之重
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。按《汉书》桑弘羊建造酒之令。应劭云：县官自卖酒也。《昭帝纪》：始元六年罢榷酤官，令民得以律占租。刘分攵曰：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。丘濬曰：虽罢榷酤，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。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，粗米二斛、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。此又复武帝官酤也。《唐书》：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。初，江西榷酒，民私酿者抵死不绝，谷数斛仅易斗酒。仲舒至，始罢酤钱。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。本纪：贞元二年，畿内榷酒，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，蠲酒户差役。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。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，未有如宋之甚者。《宋史》：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初榷酒酤。《王嗣宗传》：嗣宗知澶州，上言："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，不及七升，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，刑太峻。请照省斗定罪"云云。三石私酿即入死刑，可见宋制之酷矣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：其先祖侨居吴兴，虽食醋，亦必市之于官。一日与客持螯，醯味颇异，问之，则乳母所为，以备不时之需者。遂亟去之，曰："毕竟是官司禁物。"又束元嘉知海陵郡，禁醋甚严，有大书于其郡门曰"束手无措"。是宋制并禁醋矣！赵节斋尹京日，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。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，给由诣诸库打酒，听自择所向，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，故课增而人无怨。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。《夷坚志》：鄱阳民许二多酿酒，而日输官课，稍以致富。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，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。至赵开在蜀，以军需亟，乃变法：曲与酿具皆官自买，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，凡一石米输钱三千，并杂用二十二文，多寡惟钱是视，不限以数。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，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，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，较杜甫诗所谓"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"者，觉唐制尚甚轻也(然《宋史》洪拟疏云：酤榷立法甚严，犯者籍家财充赏。大官世臣，公行沽卖，则不敢问。是行法只及孤弱也。则酤榷之弊，又不止朘削民资而已）。元人刘诜作《万户酒歌》云："城中禁酿五十年，目断吹秫江东烟。务中税增价愈贵，举盏可尽官缗千。"则元时官酒之贵，更甚于宋。以今日较之，始知太平之世，人人得有生之乐，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！
宋人好名誉
历朝以来，《宋史》最繁。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，层见叠出。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，每一巨公，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，私相撰述。如《王文正公遗事》、《丁晋公谈录》、《杨文公谈录》、《韩忠献遗事》及《君臣相遇传》、《钱氏私志》、《李忠定靖康传信录》、《建炎进退志》、《时政记》之类，刊刻流布，而又有如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之类扬光助澜，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，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。
南宋将帅之豪富
唐中叶以后，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，征敛生杀，皆在其手，其富侈固宜。宋以文臣知府事，赋税有经，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。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，又有度越前代者。观宋人《玉照新志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驾幸张府纪略》等书，可略见也。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，偶游后圃，见一老兵昼卧，询知其能贸易，即以百万付之。其人果往海外，大获而归。高宗尝驾幸其第，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，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。延及其孙鎡，园池声伎甲天下，每宴，十妓为一队，队各异其衣色，凡十易始罢。客去时，姬侍百馀人送客，烛花香雾，如游仙窟。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，欲以西湖水环其居，奏于上。上令密速为之，恐外廷有言者，遂督濠兵连夕浚成。有故人自北来投者，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，支一百贯与之，密遣人偕往代郡，为之置田千亩，谓之曰："当今兵革不用，无可立功名，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。"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，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，报王，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。偶闲居郊行，遇相字者，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，令相之。相者曰："土上一画，乃王也。"杨喜，即判五百万，令诣司帑取钱。司帑靳之，谓杨曰："王已开王社，何用复相？恐滋物议！"杨益喜，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。韩忠武偶游湖上，遇李晦叔改秩来京，而失举牍，坐冷泉亭叹息。王询之，具以告，王乃问其姓名阶位，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，乃助钱三百千。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，买沧浪亭价百万，其他可知。是营财殖产，即贤者犹不免也。惟岳忠武之籍没也，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、兜鍪、铜弩、镔刀、弓剑、鞍辔、布绢三千匹、粟麦五千余斛、钱十馀万、书数千卷。孝宗时追复官爵，令给还原资，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，共九千缗。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，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！陆放翁《入蜀记》：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，访其家事，则谓家门衰替，岁入不过十馀万缗，渐忧生计窘迫。以十馀万之岁入，已谓家门衰替，则其前之豪富可知。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，固不足责矣。尝记宋人野史，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，高宗为下诏曰："南渡之初，州县皆盗贼所据，命将征讨，朕当时矢心自誓，但期克复地土，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。"然则诸将帅之富，盖多获贼所得。而岳忠武破贼最多，资产独少，则其平日殉国忘事，尤非诸将所可及也！
元时崇奉释教之滥
古来佛事之盛，未有如元朝者。邵戒三谓：元起朔方，本尚佛教，及得西域，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，乃即其地设官分职，尽领之帝师。初立宣政院，正使而下，必以僧为副，帅臣而下，亦必僧俗并用，于是帝师授玉印，国师授金印，其宣命所至，与朝廷诏敕并行。自西土延及中夏，务屈法以顺其意，延及数世，浸以成俗，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。……此其威势之横，虽强藩悍相不过也。由此观之，朝廷之政为其所挠，天下之财为其所耗，说者谓元之天下，半亡于僧，可为炯鉴云。
按《北史》：后魏孝文帝时，沙门统昙献奏：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祗户。又请民犯重罪者，以为佛图户，供诸寺洒扫。诏许之。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。
元人名多相同
仁和邵戒《三续弘简录》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。有九伯颜：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，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，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，一为武宗时附马，一为文宗时左丞相，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，一为顺帝时右丞相，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，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。十三脱欢：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，一为太宗侍臣，一为宪宗时紥剌儿部人，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，一为附马术安傅，一为武臣苫彻子，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，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，一为叛王合丹孙，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，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，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，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，殉难胶州。十五脱脱：一为烈祖曾孙，一为宪宗时皇族，一为蔑里乞部长，一为世祖时千户，一为功臣刘国杰子，一为木华黎玄孙，一为康里国族，一为仁宗初辽王，一为仁宗时云南王，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，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，一为顺帝时右丞相，监修三史，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，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，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，殉国难。
明初用人不拘资格
古来破格用人，或一言契合，立擢卿相。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，唐太宗之于马周，固史不绝书，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。尝语吏部曰："资格为常流设耳，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。"故官职所加，多出非望。洪武十一年，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。十五年，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，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。此其大较也。……盖当开国之初，急于求才，且以官爵耸动天下，故有此不次之举。而一时人才，亦即出其中，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。固知天下之才，惟上所取，非资格所能尽也。然一时识拔，亦未必尽得其生平，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。帝又威断不测，稍不称意，诛谪随之。胡、蓝二党外，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，指不胜屈。故解缙上书谓："进人不择贤否，所谓取之尽锱铢；杀人不论情罪，所谓用之如泥沙也。"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。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，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。又陈济以布衣召修《永乐大典》，即授为都总载官。洪、宣以后，率循资格，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。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，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，皆入阁预机务，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。盖资格既定，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，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，为网罗所不及也。
有明进士之重
唐、宋以来，最重进士。其所谓举人者，不过由各府解送，俾赴礼部试，如今生员欲试乡闱，必先由学使录送也。举人试礼部不第，仍须再应乡举(详见"举人"条内），本无可入仕之路。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，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，部中另立班铨注，自此举人得登仕籍。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，犹是前明遗制也。然有明一代，终以进士为重。凡京朝官清要之职，举人皆不得与。即同一外选也，繁要之缺必待甲科，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。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，甲科为县令者，抚按之卓荐，部院之行取，必首及焉，不数年即得御史、部曹等职。而乙科沉沦外僚，但就常调而已。积习相沿，牢不可破。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，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，然终莫能挽。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：有司贤否，一体荐劾，不得偏重甲科，而积重难返如故也。(顾宁人谓：万历以来，遂有定例，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，中下为举人缺，最下为贡生缺。举、贡历官虽至方面，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，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。）《明史》：邱橓疏云："今荐则先进士，而举、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。劾则先举、监，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。于是同一官也，不敢接席而坐，比肩而立。"贾三近疏言："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，率重甲科而轻乡举。同一宽也，在进十则为抚字，在举人则为姑息。同一严也，在进士则为精明，在举人则为苛戾。是以为举人者，非头童齿豁不就选。"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。《陈新甲传》云：终明之世，乙榜至尚书者二人：弘治中贾俊、崇祯中陈新甲。至巡抚者，隆庆中海瑞，万历中张守中、艾穆而已。(按宣德、正统、成化间，乙科尚有至大官者。如魏骥、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，石璞由举人至尚书，杨信、张骥、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，《新甲传》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。盖魏骥诸人多永乐、宣德中举人，其时尚不拘资格，故得进身。迨甲科盛行，而骥等官位已崇，故不能屈抑耳。）至崇祯中，破格求才，举人中凡得十人，自新甲外，丘民仰、宋一鹗、何腾蛟、张亮以忠义著，刘可训以武功闻，刘应遇、孙元化、徐起元、丘禾嘉皆以勤劳显(见《禾嘉传》），而明已未造矣。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，而吴执御以兵事急，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，赐玺书，俾练民御寇(见《执御传》）。可见风会所成，见闻久习，虽以朝廷风旨，且不能骤变也。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，劝自成重用举人，贼所至，获举人辄授以官。有举人李得笥者，被执不屈死，或告贼曰："此举人也。"贼将惧，弃其尸而去。金星之令如此。说者谓其久困乙科，故藉是以泄愤云。
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
前明中叶以后，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。……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，其间延访大臣，不过弘治之末数年，其馀皆"廉远堂高，君门万里"，无怪乎上下否隔，朝政日非！神宗初即位，高拱请绌司礼权，还之内阁。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。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倖，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、为威福而上不知。主德如此，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，诚不可解也！
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，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。……朝廷既不闻追留，又不闻诘责，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，古来所未见也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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