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节有忆有记

        前两天，受全球疫情形势影响，已经分居两地隔离三月的妈妈，又和我视频通话。因时近清明，聊天内容自然说到家中的逝者。由我的父亲说起，又说到了她的父亲（我的外公），还说到了我父亲的父亲（我的爷爷）。有些事情过去也听说过一点，这回细节更具体，脉络更清晰些，有的掌故则是头一次听闻。

        我的外公是我亲外公的弟弟，我母亲是亲外公的遗腹子。亲外公叫什么名字，老的不提，小的不问，母亲大人也不知道。外婆原是外公的大嫂，外公没了大哥，外婆没了妯娌，小叔子续娶了大嫂。我母亲姊妹三人，大姐是继父的女儿，小妹是继父和亲娘的孩子。难怪我小时候就觉得，小姨娘和母亲更亲近些。

       母亲说，她的继父（也就是我记忆中的外公）很有些文艺天才，会拉胡琴，爱听戏，所以我的两个姨娘都会唱歌，大姨娘的女儿也有这方面的天份。我母亲在这方面就不如她的姐妹。好在继父对她视如己出，格外垂怜。舍得化钱让她念书。同龄人开始上小学了，母亲和姐妹还都在闺在家中。等到母亲觉悟要念书时，只能插班上三年级。

        那时乡村小学没有食堂，教师都由各学生家轮派招待。轮到外公家时，老师们异口同声夸母亲学习用功，劝外公不要让她辍学。母亲小学毕业，又考上了初中，外公无意让母亲继续深造。善人桥的姑奶奶（外公的堂妹）特别喜欢母亲，她先生在常州国棉厂做工。“城里人”到底见识深广，赞助了学费。老电影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里的淑贞，和我母亲是同一代人，高小毕业就算个知识分子。遥想老母当年，种地出身，能念初中，当学生的和做家长的，都不简单。

        至于母亲后来去扬州读中专，则是我父力主其事。我爷爷是个老革命，参加革命之前据说是个败家子，依我想象：当与小说《活着》里的徐福贵早年经历相仿。往年母亲见父亲打麻将入迷，就常常数落：“好赌，像煞他老子”。

        爷爷干革命的经历和他早年持家的经历一样，日渐式微。估计都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。抗战那会儿，爷爷和他战友端掉鬼子炮楼是他最风光的时刻。后来，“中央军”重占苏中，没文化的爷爷留在地方坚持斗争，整天东躲西藏，最惨的时候在野坟外槨里存身两月，大舅子望风，小舅子日送一餐，一时半会儿，没把“国民党反动派”搞垮，先把自己的“革命本钱”——身体弄挎了。终于盼来解放，论功行赏，县里当了（副）股长（母亲这回的版本是当了“县办副主任”），因为没文化，只能充任副职。等到公务员精简下放，没文化还一身伤病，直接发还回乡当农民，没几年就去世了，只活了五十几岁。我问母亲：那会没个什么待遇保留些个？母亲十分肯定回答：屁也没有。你爸爸在上海当兵那会儿，你爷爷带着孙子（我哥哥）去探亲，临回程时，你爸爸拿了自己6块钱的津贴，还向别人借了些，共凑了24块钱让老爷子带回家。有待遇还能向当兵的儿子拿钱？

        不过，据我的判断，经济上的好处可能不多甚至没有，但其他方面的影响力和实惠多少还是有点，不然，凭家底和我娘老子学习起点之迟之低，我的父亲不可能在入伍、上学等方面一帆风顺，并能惠及妻孥。当然，主要还是本人发奋努力。我母亲离开故乡赴扬州念中专时，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，而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仍在华师大读大学。想是父亲有鉴于我爷爷没文化吃亏，不仅自己力争上游，还劝我母亲增加学历，且严抓子女的学习。

        纵观父亲一生，从他的起点到终点，能够看到明显的上升曲线。可以说是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”，与他的初始状态和目标达成的跨度相比，我只能算是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，坐享脐橙了。

        昨天，捧着花篮去扫墓，估计这里的西人管理者也知道中国清明节，必有大量华人华裔集中扫墓，墓园居然从周五开始关闭。母亲和小妹前些天去的，回来说，墓前的松柏枝柯青翠，长势很好。我哥和我昨天都被拒之门外，心诚则灵，老父泉下有知，不会计较这几步的隔离。

        这正是：散述家史，耄耋老母白头坐说；追溯往事，知命小儿黑字有记。